“反而舒服了。”他笑着说:“可是没多久，‘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3月17日把我从家里抓到商业部关起来了，审查历史，就不能回家了。”

“审查你什么呢?”我问。

“无非是想搞出个‘假党员’、‘叛徒’，不然没法子‘打倒’啊!”他说:“但毫无实据。”

“‘一贯右倾’倒是有事实。”我说。

“是啊，‘一贯右倾’有根有据!”他笑道。

他当时住在一间小屋里，两人合住。同屋是商业部一个工会干部，因倒卖像章、偷自行车被扣押。他们相处很好。 当时每月给他百元，大部分交付做家用，只许家里给他送手纸、烟卷和书籍；每月只许给他 21元。但收入仍比那人多些，他便每月给那人5元和5斤粮票。那人行动比较自由，出去看了大字报便来告诉他，新的大字报写了什么，杨、余、傅如何如何……被关押的这段时间，肚子填不饱，每顿只许花5分菜金，只许要窝头、稀粥。炊事员同情他，他去买菜时总捡好的给，早、中、晚都给他一块臭豆腐，从这时他开始爱吃臭豆腐。每天关在屋里，一个人在屋里做“早请示”、“晚汇报”，然后是写不完的材料，检查历史。每逢年节，不许他们留在北京，便被送到京北七十来里地外的农村，在商业部干校参加劳动。他干的活是刨花生、修整梨树枝、收鸭梨等等，饭食比在机关里好一些，这种时上时下的情况直到1969年8月。 8月林彪的一号命令下来，商业部全体迁到盘锦商业部干校。当时他不能通知家里，同屋却可以回家几天，他请同屋帮助给周彬带去了一封信。

“这位同志现在商学院当管理员，我们至今还有来往。”他说。

“真是奇遇。”

我们一起笑着，笑的内涵是一种说不出的心绪。“文革”十年的怪现象使人哭笑不得。

“不知今后还会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情况?”“我想不会了。”他断然地回答。

“1966年‘文革’发动前夕，回顾当年可有什么预感呢?” 我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