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巨大变化，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离别中国60年后，司徒雷登终于回归不愿离去的这个国度，他的父母兄弟都安息在杭州西湖，他本人安卧在杭州半山镇，算是回到了家人身边，但是这里没有他的妻子路爱龄。1926年路爱龄在燕京大学去世，她是燕京大学安葬的第一位逝者，燕园也是司徒雷登遗嘱中的安息地。1952年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路爱龄墓地在文革中被夷为平地，原墓址早已挪作它用。唯一能执行的，就是遗嘱中另一句“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
燕园之父
司徒雷登把一个名不见经传、各自为政的“Peking University”建成了一所“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的著名大学
那位瘦高的西方男人，经常骑着毛驴在北京城里城外转悠，有时他的坐骑会变成一辆奇怪的两轮车。1919年，中国骑自行车的人还很少，只有紫禁城里10多岁的皇上和他的兄弟，以及城外的少许几个洋人。
这是个42岁的美国人，刚被教会从南京派到北京来，他想给自己新接手的这所学校，找个更有发展空间的校址。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之前，这位牧师服务于杭州，那是他热爱的地方，熟悉程度胜于美国家乡。
美国长老会派这位名叫John Leighton Stuart的牧师到北京来，是希望通过这位“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和“美联社驻南京特约记者”的努力，使一所几家合办的教会大学“Peking University”，发挥出其在华应有的作用。
地处北京盔甲厂的汇文大学和灯市口的协和大学(包括通州协和大学)，几拔人马，都在强调自己，无法合作。美国 “学生志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领袖罗伯特·史庇尔认定了，只有司徒雷登这样深切了解中国、中英文俱佳、思想开朗、在华人青年中具有影响的人，才是那所“Peking University”校长的不二人选。
同时代的两个“北京大学”
几乎没什么人支持司徒雷登到北京接手这个烂摊子，朋友中只有后来创办了《时代》周刊的享利·卢斯博士支持他北上履新，不过卢斯提醒说:上任前先了解一下财政状况。
燕京大学著名校友冰心的老师包贵思女士1936年写《司徒雷登博士传略》时，提到了当时的财政问题:“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没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驱使司徒雷登成行的，是他多年来想在中国办一所好大学的愿望。初到盔甲厂校址(今北京火车站附近)时，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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