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蔡元培在北京黄城根附近办的另一所“北京大学”已享誉中外，并对两所学校用着同一英文名字提出了质疑。这一年，蔡校长的学生掀起了“五四运动”并在6月初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6月8日，司徒雷登就职“Peking University”，但是这天盔甲厂的学生们全都营救和迎接被捕爱国同学去了。

联姻哈佛

司徒雷登为这所各持一词、中学水准合并起来的大学取名“燕京大学”。学校如果建在崇文门附近，已经没有持续发展的空间，以驴代步的形象就成了司徒雷登到处找地皮时期的一个剪影。北京城内遍寻不到一块能够拓展的地方，倒是在清华大学堂访友时，发现了对面的勺园。勺园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通向皇家苑囿的缘故，这里还具公路便利。触动这位中国通心灵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此地离西山不远，山上那些极尽中国古建精髓的庙堂，正是他心仪的地方。司徒雷登决心与清华大学堂比邻而居，这一决定使得海淀西北角这几块相连成片的皇家废园，成为日后几十年里中国学生、学者最向往的地方。

但他仍然没有钱。此后的几年他和好友卢斯从中美两国民间四处“化缘”。每看到乞丐，他都会觉得自己是属于这一群体的。

燕京大学缺钱，但金钱不是唯一能够成就燕京大学的条件。它还需要一位灵魂人物，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导师。于是，司徒雷登很快就请到刘廷芳、洪业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由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撑起了国文系，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创办了历史系。1931年至1934年，冯友兰在燕京大学完成了他上下两卷《中国哲学史》。这里还创办了中国早期的新闻系，1945年9月踏上密苏里军舰，见证日本投降仪式的三名中国记者朱启平、黎秀石、曾恩波都是燕大出身。

司徒雷登的外功练得很精彩，他得知美国铝业大王霍尔为教育捐赠了大笔遗产，并有一部分指定用于研究中国文化。遗嘱规定，这笔基金需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才能执行该计划。最初的幸运儿是蔡元培的“北京大学”，在卢斯的引荐下，司徒雷登与霍尔遗嘱执行人克里夫兰律师谈得“一身冷汗”，不过，这身汗换来了第一年50万美元的经费，条件是一年后必须让克里夫兰认为，燕京大学是“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学”。第二年，律师兑现的不是承诺中的50万元，而是150万美元。

尽管学校发展令合作方满意，但司徒雷登自己也明白，以燕京大学起步时期的实力，联姻世界一流地位的哈佛大学，实在是一件幸运而令人得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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