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月的一天,父亲邓小平受中央汇报工作之命,回到了上海。他首先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了广西的工作。
中央档案馆现存的《军事通讯》第二期,也就是1930年3月15日那一期中,有一篇名为“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据考证,这次讨论会时间应为1930年1月。文中所载人物用的都是化名,我认为,其中的报告人应为邓小平,参加讨论的人可确定都应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负责人。
《军事通讯》为发表这份“讨论”加了一个编者按,内容如下:“我们本来不准备再把讨论记录的全部发表,只因为广西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站在目前应扩大全国兵变的意义上,发表这个记录,把这次兵变所得的教训和经验传播到各地方党部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把这个记录全面发表了。”
报告人(应为邓小平—作者注)在报告中,详细汇报了广西前一阶段的工作,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设想。
关于前委今后的工作,报告中提到,要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直接由群众选举的苏维埃革命政权,建立由贫农组织的农会,防止无目的的烧杀主义,一切工作向着群众,要扩大宣传,发展工人组织,对小商人实行保护,对大商人加重捐务,废除苛捐杂税,健全地方党的工作等等。
关于军队,要加紧军队的战斗力,建立游击战争的战术,改善待遇,作到官兵一律平等,在成份上改造红军,开展军事训练,加强军中政治工作,注意维护军纪党纪。军事发展方向是左右江取得联系,推向湘粤边界发展,以造成与朱(德)毛(泽东)会合的前途。
另外,红七军中军事人材够用,但缺乏党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材。地方党的组织,以前等于没有,目前党的组织干部甚为缺乏。当地农民生活很苦,土地大部分集中在中小地主手中,自耕农多,但大都很穷,豪绅对农民压迫很厉害,因此农民对土地革命的积极性很高。广西的商品交换以鸦片为中心,现在一是扣留一部分鸦片,一是加重鸦片交易的税收。
以上是报告人报告内容的大意。
在讨论中,发言人对广西的工作提了很多意见和建议,其中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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