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发言后，报告人(应为邓小平)根据讨论者的意见作了补充说明，重申了一些工作重点，就一些人的意见和误解进行了说明和解释。

对于李明瑞，父亲和他一起组织领导了百色、龙州起义。父亲认为他最了解李明瑞，也最信任李明瑞。面对中央和中央军委一些领导的不同意见，他十分诚恳地解释道:“对李明瑞，我们当然不好怎样还存幻想，但是现在，在左江我们主观的力量还不够赶走他，而以为暂时利用他的线索去发动其下层群众工作也不是不可以的。当然，主要的要发动下层群众工作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建立工作的上层线索忽视掉！”父亲后来对我说过:“中央派我去广西，就是去做统战工作！”看到这里，我可以更加确定这位未署名的报告人一定就是父亲，就是那个亲手创建红七、红八军的政委邓小平。因为，这种面对谬误敢于坚持真理，面对持有错误意见的上级敢于大胆陈述意见的作风，正是符合父亲一贯的为人与风格。

讨论会的最后，一位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浩)作了结论。他认为，广西是适合于革命的发展，也适合于反革命势力的生存，因此要了解到，“这一时期还不能怎样乐观。”政治方面，要为武装保卫苏联和反军阀战争这两大党的任务服务，同时要加紧对红军政治纲领的宣传，建立经工农兵群众大会选举的苏维埃政权，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会农会。在军事上明确前委是军中党内的最高机关，要开展士兵运动和扩大红军，红七军兵力应相对集中，龙州亦应与百色兵力会合，以与广东、福建朱毛红军相呼应而达到会合的前途。

这个结论性的发言，虽然未能脱离中央当时“左”的大框框，但总的来说，比较客观和求实地分析了广西的形势，指示了广西红军今后的工作。

在这个结论性的发言中，没有提及李明瑞的问题，但据父亲说，他向中央建议批准发展李明瑞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1930年1月的一天，父亲邓小平受中央汇报工作之命，回到了上海。他首先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了广西的工作。

中央档案馆现存的《军事通讯》第二期，也就是1930年3月15日那一期中，有一篇名为“对广西红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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