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后又成为《读书》杂志主编的沈昌文自称并非知识分子，只因在文化出版界执役多年，知道一些事情，故自号“知道分子”。读沈公所述过往，除了感佩他在风浪中的淡定以外，更可细细体味其中隐现的文化之“道”、历史之“道”、人生之“道”。如评论家黄集伟言:“沈最恰切的身份其实是一个‘思想经纪人’。……貌似嬉皮笑脸，但内藏诚恳；确乎玩世不恭，可其实行端坐正谨严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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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0年初，《读书》杂志已经办起来半年多了。我去“商务”的事情也差不多了，内部已经明确了，就差正式宣布了。范用来找我谈，要我到《读书》去。我问他原因，他语焉不详，只说《读书》现在缺少一个中层的骨干。需要一个人来帮他摆平日常的局面。我说，我考虑一下。我所谓的考虑，就是去问陈原。陈原说，既然这样，那你就去《读书》。

我记得，我编的第一期《读书》，是1980年的5月号，3月发稿。我到了那里才知道，的确是缺少一个调节关系、起润滑作用的角色。当时鼓吹思想解放，史枚又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很大的一个功劳，就是《读书》杂志创刊号上的《读书无禁区》。那篇文章的标题是他改的，作者原来的标题要软一点，叫“读书也要破除禁区”。他说要“破除禁区”，没有说“无禁区”。史枚老先生一改，就成了“读书无禁区”。他坚持这样的想法、做法，谁都不能改变。可是办杂志的人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能改变，这样办不成呀！所以就需要一个能发挥润滑剂作用的人。我以弟子身份伺候史枚老先生，比较谈得来，跟陈原也比较熟，可能会好一些。我去之后，也确实做了一些调节工作。

《读书》创刊号除了《读书无禁区》那篇影响很大，还有一篇，就是责备海关扣书太多的来信。批评文字总让人家不高兴，往往需要善后工作。所以，有这么一个人，又是党员，又好像主持工作，又善于作检讨，不断到上级机关去作检讨。我正好属于这样一个身份。为批评海关的事儿，我也确实去国家出版局作了不少检讨。以后还不断地出现被认为是有问题的文章，我就不断地去作检讨。

我记得，李荒芜的文章就惹了点麻烦。这位先生是老共产党员，据说是中国共产党纽约支部的创立人，或是领导人，总之做过那里的工作。解放以后就回来了，在外文局做工作，翻译过很多东西，也喜欢写旧体诗，笔名叫“荒芜”。他写的一首旧体诗在《读书》发表后，一位朱元石先生注意到了。这位朱先生用“邓办”的名义发来一篇文章，批评荒芜，说这诗是反党的。这下子搞得非常紧张。朱先生的批评文章已经发表在中国社科院的一份“内参”上了，寄来的意思是要我们在《读书》杂志发表，而且是一定要我们发表。好在我们杂志的几个老头儿，坚持不发表。这样，就不断因为一些文章出现矛盾，像顾准的文章，王若水的文章等等。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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