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而不发，就是这样做，其实，“引而不发”还不能算是最理想的表达。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词儿，来告诉我们年轻的编辑们该怎么做。比如，我去崇文门那里，总要路过北京市委、市政府大门口，门前经常有好多人，为了什么房产的事情请愿。我想了，这些事儿在当年的英国、美国都发生过，尤其是英国。把这些事情写出来，不用作什么结论，聪明的读者一看就明白呀。

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后又成为《读书》杂志主编的沈昌文自称并非知识分子，只因在文化出版界执役多年，知道一些事情，故自号“知道分子”。读沈公所述过往，除了感佩他在风浪中的淡定以外，更可细细体味其中隐现的文化之“道”、历史之“道”、人生之“道”。如评论家黄集伟言:“沈最恰切的身份其实是一个‘思想经纪人’。……貌似嬉皮笑脸，但内藏诚恳；确乎玩世不恭，可其实行端坐正谨严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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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0年初，《读书》杂志已经办起来半年多了。我去“商务”的事情也差不多了，内部已经明确了，就差正式宣布了。范用来找我谈，要我到《读书》去。我问他原因，他语焉不详，只说《读书》现在缺少一个中层的骨干。需要一个人来帮他摆平日常的局面。我说，我考虑一下。我所谓的考虑，就是去问陈原。陈原说，既然这样，那你就去《读书》。

我记得，我编的第一期《读书》，是1980年的5月号，3月发稿。我到了那里才知道，的确是缺少一个调节关系、起润滑作用的角色。当时鼓吹思想解放，史枚又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很大的一个功劳，就是《读书》杂志创刊号上的《读书无禁区》。那篇文章的标题是他改的，作者原来的标题要软一点，叫“读书也要破除禁区”。他说要“破除禁区”，没有说“无禁区”。史枚老先生一改，就成了“读书无禁区”。他坚持这样的想法、做法，谁都不能改变。可是办杂志的人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能改变，这样办不成呀！所以就需要一个能发挥润滑剂作用的人。我以弟子身份伺候史枚老先生，比较谈得来，跟陈原也比较熟，可能会好一些。我去之后，也确实做了一些调节工作。

《读书》创刊号除了《读书无禁区》那篇影响很大，还有一篇，就是责备海关扣书太多的来信。批评文字总让人家不高兴，往往需要善后工作。所以，有这么一个人，又是党员，又好像主持工作，又善于作检讨，不断到上级机关去作检讨。我正好属于这样一个身份。为批评海关的事儿，我也确实去国家出版局作了不少检讨。以后还不断地出现被认为是有问题的文章，我就不断地去作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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