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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说“内部”。《读书》杂志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内部也有分歧，有时候吵得很厉害。比如包遵信先生，动不动就说:“要干！”这老兄干劲很大。当然也有反对他的意见。慢慢的，就在《读书》内部形成了那么一种局面:包遵信、史枚属于要跟上面干的人，你不准我说什么我偏要说:陈原主张不这样干，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哪壶水不开提哪壶。意思是要避开锋芒。陈原以外的领导，口径就截然不同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润滑”难度越来越大。陈原知道我的苦心，我也知道他的意图。就这样，我跟其他领导人就越来越远了。他们当然非常不满，说我简直是“背叛”。因为按系统说，我不是陈原的人。我当秘书多年，最大的擅长就是能体会领导意图。但现在，偏偏我不能“革命”到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程度。于是，从这个时候起有的领导就不断批评我是机会主义。他们认为，对陈原，你沈昌文即使不公开顶，也完全可以暗中操作。可是，我是比较忠实于陈原的。从我的个性说，我也比较喜欢陈原这样的。于是，矛盾越来越大。

1984年，史枚去世。史枚去世应该说是《读书》杂志跟上边的斗争很尖锐的一个表现。他在去世的那天下午，同我说了不少，主要是主张为布哈林平反，尤其是布的“发财吧”口号。他知道我很关心我国革命史，尤其是做过“灰皮书”，看过不少内部材料，又懂俄语，能读原著。史枚常同我讨论俄共的党争史。这以前，有人已向我透露过，说史公惹了大祸，给中央领导写了信，提出为布哈林平反。人民出版社党委陈书记十分关心这事。史枚那天上午同我说了不少，说完很气愤地夹起书走了。想不到，当天晚上，就高血压病发作，导致脑溢血，第二天就去世了。

在《读书》编辑部，史枚等人，包括范用，论道德，都是很高尚的。我在回忆文章里说他是焦大，就是这个道理。可是，光靠这个办刊物是不行的。我说不行，也许冒昧了，他们一听会勃然大怒。可是你不能否认这样会犯忌。必须要有另外的办法，就是类似陈原教我的办法。他教我的办法很简单，说穿了，一句话，就是引而不发。我们光提供材料，不作结论。《读书》杂志的读者，都是理解力很好的知识分子，他们看了以后，自然会作出结论。

如果有这样的读者作了结论，来找我问。我就会说，这结论是你作的啊，不是我作的。我可没这样说呀！我说的可能还是马克思的话、毛泽东的话呢。当时还没有出现《历史的先声》。就是这样的奥妙呀！我学到的就是这个办法。我告诉你的，就是马克思的话，恩格斯的话，英国、美国的历史，法国的历史。我们的读者真是聪明，看了之后，马上给《读书》编辑部写信来说:哎呀！讲到我的心坎上啦！如何如何。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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