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甲午海战中国海军几乎全军覆没的噩耗让血气方刚的张伯苓义愤填膺。他深刻地意识到:“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中国之国土、天产，无一不及外人，所以不如人者，只有人的陶铸”。自此，张伯苓奋发蹈厉，以实际行动推广和践行“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体育教育理念。

为了告别“东亚病夫”，张伯苓甚至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1898年，他毅然脱离海军，回到天津从事教育。他在教授英语、数理的同时，还增设了“操身”课程。苏州大学体育学院教授罗时铭生动地描绘了张伯苓训练学生们“操身”时的景象:“练习跳高没有竿、架，他就用椅子架一毛帚，竿子升高，就垫书本。起初学生们脑后的辫子常常把竿碰掉，不免引起一阵哄笑，后来他们索性盘起辫子、脱下长衫，跳起来轻松了许多。没有木马，他就让学生曲身，两手撑膝，排成一列，然后腾跃，代为木马练习。”罗时铭指出:“这是西方体育活动第一次敲开中国塾馆的大门，它比清政府规定的学堂开设体操要求提早了5年。”

随着南开系列学校的创立，张伯苓开始真正将自己的体育教育理念付诸实践。作为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规定，凡百码、铅球、跳高和440码的成绩均要达到学校规定标准方为及格，并要求本校运动会要尽量使人人都能上场。由于张伯苓对体育的关注，有人甚至称他为“体育校长”。在张伯苓的推动下，“每天下午4点后，学生都自觉地奔赴操场，三五结伴，锻炼身体从不间断”。在广泛开展校内体育的基础上，张伯苓还选拔成立了各种学校体育代表队，参加校际、地区间，乃至全国性和国际性体育比赛，使体育成为南开与社会交流的重要方式。

许多研究张伯苓的专家注意到，华北地区是旧中国开展近代体育较早、范围较广、运动水平较高的地区，而华北运动会又是北方体育的最大赛事。在历时20余年的18届华北运动会中，张伯苓曾担任4届运动会的会长及6届运动会的总裁判长。

人文奥运的躬亲践行

在奥林匹克精神上，张伯苓提供的既不是书本知识，也不是成套的理论，而是他亲身的行动。他的一些简捷明了的观点也掷地有声。“提倡运动目的，不仅在学校而在社会，不仅在少数选手而在全体学生。”“运动员的品格,较比运动的胜利更为要紧；正当的失败比不正当的胜利更有价值。”……这些观点与“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的体育思想一脉相承。

难怪罗格兴奋地说:“张伯苓与顾拜旦先生是同时代人，他与顾拜旦一样，首先是一位教育家，并且是一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