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曾国藩自京城返乡途经长沙时与刘蓉、郭嵩焘在湘乡会馆“桃园结义”两月之久。多年以后，刘蓉和曾国藩合请彭玉麟做媒，把刘蓉的女儿嫁给了当时丧妻的曾国藩长子曾纪泽——李扬帆博士在《晚清三十人》中特别提到他，“光绪三年（1877年）承袭一等勇毅侯，时年37岁。次年即充出使英法大臣，补太常寺少卿”，“其后在与俄国人的谈判中，凭三寸之舌收复伊犁，为晚清惟一的一次重大外交胜利。”
刘绪义和李扬帆两位作者没有太过细致地去描述曾国藩、刘蓉和郭嵩焘三结义及至后来结为亲家时的意气风发，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些帝国的精英人物当年聚合在一起时是何等豪迈。无奈的是清帝国所代表的农业文明遭遇了更为强势的工业文明的挑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注定了曾国藩、曾纪泽和李鸿章这样的精英也挽救不了他们誓死效忠的老大帝国。
李扬帆推定,“曾国藩实际上死于处理天津教案（1870年）导致的精神打击。在如履薄冰的对外关系处理中，他的忠、信、笃、敬四字秘诀，未能挽救自己的名声乃至生命。”在李扬帆眼里，天津教案这样一个群情激昂的刑事案子导致的对外交涉——法国领事丰大业对天主教堂的武断庇护激发天津普通民众焚烧教堂、殴毙十余名传教士——本身就是很难处理的事件。曾国藩既要照顾国内的民族情绪，又要根据刑事案子本身的性质，根据事务的是非曲直和国家之王法处理，这是他面临的困境。杀人抵命是古今中外的基本法则，况且此案完全在中国法律体制内处理，“是集体的非理性影响了此案的处理，以及百年后对曾国藩的评价。”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雷颐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的副题是“历史漩涡中的重臣与帝国”，作者雷颐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研究员，在论述上的专业性是要胜于《晚清三十人》和《历史给谁来酿酒》的两位作者的。
“在曾国藩幕，李鸿章办理行文、批阅公文，起草书牍、奏章。曾国藩最负盛名的参折《参翁同书片》，即出自李鸿章之手。”同治元年（1862年），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指责曾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对曾参与地方镇压捻军、但后来又割据一方抗清的苗沛霖处理不当、弃城而逃、谎报军情等数条罪状，请求朝廷严加惩处。目标直指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老师，曾国藩极其慎重地从多份奏折草稿中选出了李鸿章的。这位年轻的幕僚在区区六百字里连连追问:“……岂宜逍遥法外？应请旨即将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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