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者。长期的社会实践，使得这批人对中国国情有较深理解，对“文革”的反思以及后来在高校所接触的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又使他们对政治有着独特的认知。比如，坚持改革开放，在坚持基本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借鉴人类一切政治文明成果的政治理念，对这些人来说并不需要“解放思想”就能够达成共识。再如，坚持大政方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与坚持个人独立思考的统一，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一切从实际出发，形成了这批人“务实”的品格，等等。这也是“77、78级”能够承担承上启下的职责、能够被老一代人及后来的60、70年代出生的人所共同接受的原因之一。
“77、78级”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自然更迭，也是特定时代的需要、特定时代的产物
每一个时代所产生的干部，都会形成具有适应特定时代特点的群体，而当社会变迁时，干部队伍之间也会发生较大的代际间的群体转换。干部群体代际转换的原因:一是年龄的自然更迭，二是时代的需要，即思想行为方式符合时代的节拍就能够生存下去，而不顺应时代的发展则往往被淘汰。因此，干部的成长既受个体因素的制约，又有社会环境的影响。
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来看，共和国的各级领导干部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代人：一是在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干部，这些人现在都已离退休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经过世；二是“文革”前参加工作的人，包括“文革”前的大学生，但这批人大多数也退休了；三是以“77、78级”大学生为代表的一代，现在是干部队伍的中坚；四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干部，这批干部现在在基层担任领导职务的较多，少数人因干部政策规定要配备45或40岁以下干部而在地厅、省部任领导职务。因此，“77、78级”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自然更迭，也是特定时代的需要、特定时代的产物。
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77、78级”出身的干部的成长是与时代的成长同步的。在上世纪80年代，为了与现代化建设相顺应，全党推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其时“77、78级”的这批人在年龄、文凭方面均占优势，符合“硬指标”（当时“四化”方针在社会上被称为硬指标），其能力和阅历也足以使其担当起现代化建设的使命，因此，“77、78级”刚离校不久，就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规模机构改革中进入了县（处）级领导班子。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时代为“77、78级”走上政坛的人提供了机遇。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老一辈各级领导者逐渐淡出领导岗位后，走上政坛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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