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艺能。于是，他又拜师学习单弦，潜心研究不同种类、不同流派的大鼓，下决心挽救一些濒临失传的曲种。他的努力得到当时著名戏评家——戴愚庵（娱园老人）的充分肯定。“相声名家侯宝林专擅杂学，有皮黄杂学、鼓书杂学、昆弋杂学。今又从某曲词家学得时调杂学，内容有新鸳鸯调、东乡调、靠山调等，集时调之大成，不久将露演云”（娱园按:时调已成广陵散，不绝如缕者，只靠山调一种耳，宝林能集大成，藉以流传久远，歌场之功臣也）。1943年，他还于广播电台现场播音时，反串过河南坠子。此外，拆唱八角鼓、莲花落、双簧、三人相声、四人相声、话剧，父亲都一一亲身实践了。1944年4月《游艺画刊》上说:“侯宝林国剧、评剧、鼓书、岔曲……无所不精，所唱莲花落之《锯大缸》尤为清脆可听云。”父亲曾说，他在天津这五年，就是边演边学，边学边改，是一个自学的过程。这五年，他从开场第六，一直成长到“大轴”（最后一个节目）。还被观众冠以“相声革命家”的称号。
父亲非常重视“舆论的监督”，对于善意的批评和建设性的意见，父亲都会认真采纳。但对那些过于陈腐的观念，父亲也会置之不理。譬如:有位自称“眼镜先生”的观众说:“侯宝林上电台有时穿西服，此处似效法张傻子，然张已失败，望该艺员戒之！”另有:“侯宝林自年前忽然留起长发，油光的上台，好像某公司的职员，给观众的印象不如秃头秃脑的有意思。”对于个别观众的这类指责，父亲认为可以“不予理睬”。对于观众一贯的喜欢给艺人起“绰号”这一点，父亲更是不敢苟同。尽管在当时，演员一上台，观众齐呼该艺人的绰号，被当作是一种时尚。我曾留意过，当时知名的艺人几乎无一幸免，都被冠以各式各样的外号、绰号。一些娱乐报刊的记者，对于收集此类信息更是乐此不疲。除了艺人们的绰号，还有艺人们的生日、艺人们的爱好、用艺人艺事编的俏皮话等等，都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当然，父亲明白，对于“衣食父母”是不可以有怨言的，于是，父亲编了一段“垫话儿”，表达了他的“心情”:“某某先生一天晚上与友人打牌，起一把清一色条子，和一四条满贯。霎时，对门打下一张一条，他老先生以为满贯和了，偏巧上家也和一四条。他把牌推倒，上家也把牌推倒。结果挨了个截和，急得脑筋迸跳。打了一夜牌，白天到燕乐看玩意，到厢里就睡着了。可是心里仍撂不下那把牌，睡着睡着撒呓障，就喊出——好‘幺鸡’！这时候我正上台，诸位先生以为喊我呢，就把‘幺鸡’这个头衔赐与我啦！您说多倒霉！”父亲用他的智慧表达了自己对旧社会这种不尊重艺人的陋习的不满。
1947年，天津有家报纸举办相声首席、副席的活动。结果，父亲荣膺首席。天津观众对父亲的偏爱，使他在短短数年间，赢得了一个相声演员前所未有的巨大荣誉。但即使如此，观众在表达他们爱心的同时，也还是铁面无私地指出他表演中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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