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刘允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和刘少奇长子刘允斌同在北京西南郊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是我国最早的核科研机构。刘允斌是1957年到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他抛妻别子回到了祖国,因为他在苏联时就立志要把所学的祖国急需的核化学知识贡献给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
刘允斌来研究所时才30岁出头,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不仅年纪轻、心态也年轻,很快就和室内年轻大学生打成一片,工作时他带头攻关,处处走在前面。休息时,他不是找这个下围棋,就是跟那个打乒乓球。联欢会上,他也非常活跃,一首普希金《纪念碑》的诗歌朗诵和俄语歌曲《三套车》、《伏尔加船夫曲》很受大家欢迎。他跳的“华尔兹”也很优雅。很快,室里的年轻人就喜欢上了这位初来乍到的核专家。
可是过了不久,刘允斌的身影就从年轻人中消失了。早上他匆匆赶到食堂,片刻后又钻进了试验室。中午食堂快关门了,他才急急忙忙地买了一盒饭,连晚饭都在内了。晚上也是最后一个离开试验室,有时就和衣躺一下,又起来继续工作。原来,当时核燃料——原子弹炸药正处在试验阶段,他要在最短时间内拿出研究报告。
刘允斌作为核化学研究室的一室之长、核化学专家,担子是很重的,他也经常组织大家轮流讲课,讲核放射化学、核辐射防护等。
苦难的童年
别人总以为刘允斌是国家主席的儿子,一定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其实不然,刘允斌童年的经历可用“历经坎坷”四个字来加以概括。
刘允斌的生母何葆贞1923年与刘少奇在安源结婚,1925年生下了刘允斌。当时,刘少奇带着儿子工作很不方便,这时正巧刘允斌的六伯刘云庭来到安源,就由他带回宁乡炭子冲老家。
第二年何葆贞单独到宁乡炭子冲看望不满二岁的刘允斌,后来何葆贞就在狱中牺牲了。这次见面,母子就成永别。
刘允斌5岁就拿起牛鞭、背着箩筐、带着镰刀,一个人上山放牛,一边照顾比他高出一个半头的大水牛,一边割草,晚上背回来喂羊,时常饿着肚子躺到乱草堆上过夜。到了七八岁,家里把他当成了长工,除了放牛割草,还要背犁种地。
1938年,六伯给刘允斌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父亲要接他去延安。这年7月,父子终于相见。
苏联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1939年,刘允斌被送到苏联去学习。在苦水里长大的刘允斌一到苏联,学习很用功,俄文的字母很拗口,他每天一早第一个起床跑到外面去练习发音,免得惊醒其他同学。新学年开始时,他被编入十年制学校的六年级学习,整整跳了一级。
1945年夏天,刘允斌高中毕业,这时苏联红军已经攻入德国境内,苏联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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