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允斌和玛拉一直保持通讯联系，他一直争取玛拉来中国。无奈中苏关系恶化，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刘允斌和玛拉的关系也就难以维系了。

献身核燃料研究工作

自从和玛拉分手以后，刘允斌更把全部身心倾注在工作上，在试验室里加班，累了就和衣躺一下，醒来再继续工作，他用这种方法来解脱自己的痛苦。就在这段时间，他学会了抽烟。

研究所里不少好心人很关心他的个人生活，组织上也为他着急，当时他才35岁，怎么能一个人过日子呢?后来一位好姑娘走进了他原已枯萎的心田。她是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叫李妙秀，也是苏联回来的留学生，上海人。她有着南方人的温柔、文静、体贴，她能体谅刘允斌的苦衷，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她又挑起了全部家务，使刘允斌能全身心投入工作。

初识刘允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和刘少奇长子刘允斌同在北京西南郊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是我国最早的核科研机构。刘允斌是1957年到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他抛妻别子回到了祖国，因为他在苏联时就立志要把所学的祖国急需的核化学知识贡献给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

刘允斌来研究所时才30岁出头，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不仅年纪轻、心态也年轻，很快就和室内年轻大学生打成一片，工作时他带头攻关，处处走在前面。休息时，他不是找这个下围棋，就是跟那个打乒乓球。联欢会上，他也非常活跃，一首普希金《纪念碑》的诗歌朗诵和俄语歌曲《三套车》、《伏尔加船夫曲》很受大家欢迎。他跳的“华尔兹”也很优雅。很快，室里的年轻人就喜欢上了这位初来乍到的核专家。

可是过了不久，刘允斌的身影就从年轻人中消失了。早上他匆匆赶到食堂，片刻后又钻进了试验室。中午食堂快关门了，他才急急忙忙地买了一盒饭，连晚饭都在内了。晚上也是最后一个离开试验室，有时就和衣躺一下，又起来继续工作。原来，当时核燃料——原子弹炸药正处在试验阶段，他要在最短时间内拿出研究报告。

刘允斌作为核化学研究室的一室之长、核化学专家，担子是很重的，他也经常组织大家轮流讲课，讲核放射化学、核辐射防护等。

苦难的童年

别人总以为刘允斌是国家主席的儿子，一定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其实不然，刘允斌童年的经历可用“历经坎坷”四个字来加以概括。

刘允斌的生母何葆贞1923年与刘少奇在安源结婚，1925年生下了刘允斌。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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