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确实令人震惊，但一些人心中不免也存点疑问。例如作协领导人关于他们“反党”的讲话中有一条是说丁玲在文讲所违反党的原则，提倡骄傲，鼓吹“一本书主义”，腐蚀、拉拢学员，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难道鼓励学员们写出一本有分量的好书来是错的吗？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副部长周扬亲自到会讲话，要党员作家注意处理好个人和党的关系，以丁玲等人为戒。这份中央批发的文件随即向全国宣传、文艺部门传达。

二

1956年夏天，在丁玲一再申诉下，中宣部组成了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组长，周扬、刘白羽、李之琏等为组员的审查丁玲历史(被捕问题)的专门小组，执行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审查丁玲历史问题”的任务。

在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上，周恩来曾有过批示，他说:“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后来在审查过程中，专门小组同丁玲谈话时，都没有让周扬参加。

丁玲的丈夫陈明记得，1956年8月，丁玲写完申辩材料后，“就跟我到四川散心去了，一路上受到各地宣传部门的友好接待。我们认准了所谓‘丁陈反党集团’是周扬宗派主义制造的，完全是错误的，所以一切按组织手续申诉，从来没有走后门找关系。如果找人，当时至少可以向周总理、胡乔木等申诉。”

对丁玲等反党问题的调查核实工作，到1956年冬季才结束。这件事在中国作家协会内部引起了震动。调查核实结果是，作家协会党组1955年关于丁玲、陈企霞等反党小集团的报告中所揭发的丁玲反党的事实，主要问题都不相符，绝大部分属子虚乌有。所谓“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四条错误，都是不能成立或不存在的。如，原来说，丁玲“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文艺报》的领导人选，中国文联党组原来决定丁玲为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主编，而丁玲在陈企霞个人的抗拒下，竟然违反党的决定，把陈企霞、萧殷也列为主编，出现了一个刊物有三个主编的怪现象”。调查结果是:这种提拔是丁玲同周扬商量，周扬同意后才宣布的，周扬也承认这一事实。

原来说，丁玲“狂妄地吹嘘自己，制造个人崇拜……1953年，文学讲习所在招待德国作家的时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调查的结果是，这次会场不是丁玲本人布置的，当她知道挂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她的照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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