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说，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调查结果是:有一次丁玲和青年作家们谈话，她说:“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有作品；一本书也写不出来，还算什么作家呢？”

事情发展至此，似乎是柳暗花明。不料，1957年整风形势急转直下，陆定一、周扬等人对丁玲问题的态度顷刻发生了重大转变。最终，丁玲被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丁、陈一案”，其株连面之广，打击面之大，恐怕仅仅次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有人认为周扬与丁玲成见很深，他不满意丁玲，是因为丁在毛泽东面前说周的坏话，而毛是相信周的。对此陈明澄清说:“这是与事实不符的。……丁玲无意当领导，只想搞创作，不会跟周扬争权。延安时期毛对丁说过:‘周扬有个好处，就是懂得一点逻辑。他的长处是听党的话，党正确他正确，党错误他错误。’当然丁玲对周扬也不是一点也没有看法，比如，从冯雪峰那里，丁玲了解到周扬在30年代对鲁迅不那么尊重。后来，延安边区参议会第一次选举，周扬跟徐特立老人在同一个单位竞选，周当时说:‘看谁笑到最后。’我们觉得这样说话很不厚道，因为徐特立毕竟是党内的大老，毛泽东的老师。

打倒‘四人帮’之后，周扬进行了反思，对有些被他整的人表示了忏悔，但在丁玲问题上至死都没认过错，反而说什么丁玲在延安时期就属于‘暴露黑暗派’，又说什么丁玲历史上在南京自首叛变的疑点可以排除，但还有政治上的变节的污点。在1979年文代会上，周扬把作协挨整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该整但整过头了，另一类是不该挨整而被整。丁玲问:‘那我属于哪一类人呢？’周扬没有回答。”

周扬从上世纪30年代起直到逝世，除“文革”被迫入狱接受审查外，一直担任思想文化界的主要领导职务。他一生的成功和失败，都同党的事业，同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与建设事业紧密相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的历史就是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史的一个缩影。本文摘编自《周扬传》(罗银胜著)。

一

建国后，按黎辛的说法，“文艺界的党员领导干部，如果说周扬是一把手，丁玲可以说是二把手了，丁玲的行政级别是七级，与周扬一样，是副部长级干部”。丁玲是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党员，也是从延安来的作家，曾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在文艺界资历老、地位高、影响大，且曾担任过《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等实职，在周扬看来，丁玲有“一派”。

李之琏作为处理丁陈一案的参与者、冤案的知情人，近年觉得有责任将其内情公之于众，写了《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一文，留之后世。文章认为周扬与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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