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一号召在澄清吏治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似乎相当有限，所以，朱元璋的政策在洪武十九年又出现了大幅度的激进，他破天荒地宣布:在大明帝国内部，任何人都可以冲进衙门，把他们认为不称职、不满意的官吏抓起来。朱元璋说:如果官吏们断案徇私舞弊，被冤枉的人可以纠集四邻，直接把这些官吏们抓起来扭送到京城；同样，如果有人强买强卖、收税此多彼少、受贿放纵罪犯而栽赃良民的，都允许百姓们直接把他们抓起来。朱元璋还说:这些害民的官吏们如果逃回了老家，邻居、亲戚们知道了，也有义务立刻将其捕获。

号召老百姓造官吏们的反，在中国历代皇帝当中，朱元璋不是唯一的一个，但绝对是第一个。

朱元璋考虑得很周到。他知道这一制度一定会遭到官员们的反弹，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阻止百姓们去京城。所以他又宣布:凡是进京上访的人，一律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治以死罪！他还说:百姓们捉拿吏员，官员如果敢阻止，我就诛灭他全家。

说得到，还要做得到。洪武十九年，嘉定县农民郭玄二等人手持《大诰》，到京城状告本县民兵首领杨凤春祸害百姓。路过淳化镇的时候，遭到当地巡检官何添观的刁难，当地的民兵马德旺则向他们索要钱财。皇帝获悉此事，下令将马德旺枭首示众，砍掉何添观的腿，还说:“今后敢有如此者，罪亦如之”，今后还有谁敢这么干，他们的下场就是榜样！

不按标准做农民的下场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对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

在许多日常细节里，朱元璋都为他的农民考虑得相当周到。《大诰续编三》里，朱元璋唠唠叨叨，喋喋不休地对各级官吏们说:“各司府州县，遇到有什么公务要差遣农民，官吏不许下乡扰民，只允许拿差牌到农民家里去传唤；如果传唤了三次，农民还不来，才准许派皂隶去捉拿；捉来之后，必须询问他为什么没来，我担心这些农民可能只有夫妻二人，为了生计而出门劳作，或有急事不在家中，如果是这样，就不是我的农民的罪过；如果对他们加罪，实是你们在虐待我的农民。”

基于这种“感情”，在朱元璋看来，不想做大明朝的农民的，也绝对不是大明朝的良民。

皇帝在“红宝书”里给全国人民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洪武十九年，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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