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学科都有出类拔萃的教授,有的还是世界一流的学者。仅就季羡林兴趣比较大的语言学方面,这里的希腊文、拉丁文、斯拉夫文、阿拉伯文、梵文、巴利文,当然还有西欧各国的文字,都有水平相当高的教授。
一到哥廷根大学,季羡林就决意学习古代文字。这种想法既朦朦胧胧,又清清楚楚。朦朦胧胧的是,究竟要学习哪一种古文字,他自己并不清楚。清清楚楚的是,当年他在国内患“留学热”而留学一事还渺茫如蓬莱三山的时候,他立下大誓:如果能出国留学,他决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因为鲁迅先生就看不起这种博士,鄙视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他鄙薄这种博士,决不想步他们的后尘。
到哥廷根不久,他听说有一个学自然科学的中国留学生,想投机取巧,选汉学作自己的副系。口试时,汉语教授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杜甫同英国的莎士比亚,孰先孰后?这位留学生脱口便说:杜甫在后。他的逻辑大概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长达几千年,同屈原比起来,杜甫是偏后的,而英国的莎士比亚,却算是英国比较古的文学家,所以就有了这种回答。听了这样的回答,德国汉学教授说:“你落第了!下面的问题不需要再提了。”鉴于这些原因,无论是主系和副系,季羡林都不同中国学沾边。
季羡林直到晚年这种观点还是没有改变。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初学佉卢文的青年学者林梅村说过:“中国学术要发展,必须能直接与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有些人在国人面前大谈希腊、罗马和苏格拉底,而在洋人面前讲《周易》,谈老庄。这不算什么本事。真有本事,就应去和西方学者争论他们的学问,与国人讨论中国的学术。”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久已有之的考虑,季羡林对到底选什么专业犯了难。在柏林的那一个多月,朋友汪殿华曾劝他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认为这是祖国所需要的。到哥廷根之后,章用劝他只读希腊文,原因是兼读拉丁文,两年时间来不及。季羡林经过初步考虑,听从了章用的劝说,在第一学期选的课就以希腊文为主,另外又杂七杂八地选了许多课,每天上课6小时,他选这些杂课的用意,只是练习德语,并不是有多明确的目的。
但是,第一堂希腊文课,并没有使季羡林满意。教师的声音太低,他听不懂。老师又不提问,听不懂觉得如坐针毡,难过极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下了课走回家来的时候,痛苦啃着我的心——我在哥廷根做的惟一的美丽的梦,就是学希腊文。然而,照今天的样子看来,学希腊文又成了一种绝大的痛苦。我岂不将要一无所成了吗?
学希腊文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季羡林又自学了一段拉丁文,甚至还想学古埃及文。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季羡林认识了湖南留学生龙丕炎(范禹),他是主修自然科学的,但是却学过一学年的梵文。而季羡林在清华大学上学时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的课,就动过学梵文的念头,但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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