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正之道，即治国之道。不制止上层骄奢淫逸、底层困顿愁苦的社会趋势，何来国家的长治久安？“临天下者，以人为本。”往事越千年，但在毛泽东眼里，马周于奏折中归纳出的这条治国原则不会过时。古今中外有各自的特殊社会规律，然而其间又有一脉相承的普遍运作规律。记得点点在记述父亲罗瑞卿生平的《非凡的年代》中，如此描绘毛泽东警惕新生政权的安危——“确实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雄鹰，昼夜不息地用一双锐利的眼睛注视着他的国家的每一个角落”。那么同时，必然的，这头雄鹰更需要从全局视野关注共和国的安危。作为一个来自南方农村的革命领袖，“汗滴禾下土”的共同经历使他与农民及下层劳动者保持着一种天然联系，懂得他们对于“平均”基本生存权有着与生俱来的渴望，懂得他们的艰难程度和忍耐限度。富者田联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最终结果就是“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轮到社会对抗，神州板荡了。只有否定阶级对立的旧制度，奠定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相对缩小，连多数底层劳动者也开始拥有基本福利的局面，才有国家的安定、经济的发展。

前无古人的探索难免留下遗憾。否定旧世界，岂可忽略拿来主义。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起始，一股风自上吹来，急欲在分配领域“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批判“八级工资制”，片面追求“划等号”，真叫过犹不及，欲速不达。“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工作者又何从获得足够动力？平均主义行之既久，遂使当时中国迟迟难摆脱平均贫穷亦即普遍贫穷。改革开放，当然要纠正毛泽东后期之误，要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包括承认基于合法竞争而来的个人收入差别。于是以1978年为轮轴，人们可以观照到人民共和国前后两个历史阶段之间呈现的综合国力大跨越、民众生活大提高，及巨变赖以支撑的利益激励机制。

有意思的是，新世纪新阶段，仍然值得重温毛泽东生前的读书心得。不是吗？改革开放促成中华盛世，但迅捷发展中仍有一系列待解的问题，社会分配的公正性即其一。一个时期以来，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2005年的比重较1983年下降了19.5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的成果向某些群体和部门过度倾斜，而某些地方大员又未藉此财力推动公共服务建设，影响了职工积极性，竟至出现“民工荒”。真须请某些官员读一读——在介绍隋朝库廪充盈、炀帝大兴土木终致改朝换代之后，马周希望唐太宗注意：“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毛泽东在此处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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