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用“万马齐喑”来概括也是不准确的。解放之后，我们对传统文化还是做了很多具体的古籍整理、出版的工作。比如当时成立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委员会，即便是在“文革”当中，还有由顾颉刚主持的二十四史标点本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很了不起的，今天也很难达到或超过这样的水平。这些都调动了当时能够利用的最好的专家，投入的力气比现在要大。另外，还用推陈出新的思路，对有些传统戏剧进行了改造。有些改造是必要的，而且确实是可取的。因为旧时戏剧为了生存，难免有些低俗的内容。把这些低级庸俗的、无聊的东西带到新社会也不适合。所以我认为这些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解放之后的高校，如北大、复旦、人大等，也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研究古典文化的专家。但是，由于“厚今薄古”根本理念的偏执，浅陋的实用主义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不尊重。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理念都受到前苏联的影响，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都是封闭性的。所以看待传统文化时，必然会有一些偏颇。国学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部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所以传统文化包括国学在内，不能不受到严重的打压，无法生存。

“文革”期间，国学受到摧残，一方面导致很多人对传统文化的偏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毒草；但另一方面，客观上也促成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禁书年代读禁书》。像《红楼梦》《三国演义》《西厢记》等，当时是绝对的禁书。但依赖于解放前的古书和解放后出版的一些标点本，传统文化还是在生存着，在被人们偷偷地读。历史上的禁书、焚书，都不可能毁灭传统文化。相反，越是这样，倒越是促使人们有了读这些书的兴趣。我在“文革”时看了《唐诗三百首》，看了很多优秀的古典小说。有些古典小说中蕴含的价值观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文革”后第一批考上大学的77、78级大学生，都在“文革”期间以各种渠道偷偷地读了很多古今中外的名著，所以高考恢复后立刻能吸引那么多的人才。

思想解放:造就国学复兴

记者:改革开放30年，传统文化的研究有了哪些转变，取得了哪些成就？

袁济喜: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入人民大学的，那是1978年。我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来成长的。从我个人搞的专业——中国文学批评史来说，最早感受到改革开放后人们对国学态度的改变。比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古典文学领域当中，最早成立了中国古代文论协会，成立了《文心雕龙》协会；重新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宝藏进行了清理；重新印行了很多“文革”前出版、“文革”期间被查禁的著作，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丛刊等等；出版了一批优秀的研究著作，比如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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