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成崇德不得不停下手头的“大事”，来回应“米的那些小儿科的问题”。

米辰峰质疑，1995年至1998年期间，成崇德既担任清史所所长，又在清史所攻读博士学位，属于“自封博士”。

对此成崇德解释道，在自己被正式任命为清史所所长的1994年，教育部曾发出通知，要求高校里的骨干教师提高学术水平，“在学历上也要上一个档次”，人大校内也鼓励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因此他选择了在本单位在职读博士，这样既不耽误清史所的工作，也可以跟着“所里国内一流的导师”。当年人大像他这样的在职读博士，成崇德表示，“至少有20到30个”。

米辰峰则无法接受成的解释。“所长和本单位普通教师完全不一样，作为最高行政领导，他在本单位享有特权。”他提醒记者，这是一个“常识”。

但成崇德对记者声明:“1995年我报考博士研究生时，整个招生考试录取过程严格遵循回避原则。当年博士生入学考试的所有组织工作由副所长黄爱平教授主持，本人并未与闻其事。”他强调，自己跟其他人一样，坐在教室里参加了考试。

对14年前的事，黄爱平表示“具体已记不清楚”，但她可以肯定，“当时学校规定是什么程序，就按什么程序走的”。

米辰峰接下来质疑的是，在选导师时，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成崇德，为何不选本单位的古代史博士生导师王思治教授和大名鼎鼎的戴逸教授，而选择了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李文海教授。李时任人民大学校长，米辰峰怀疑，成所长看重的可能是李教授的校长身份。

成崇德的解释是，自己长于中国古代史研究，而短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历史学研究不允许你只会这个不会那个”，选择李校长做导师，就是想通过博士阶段的学习来“补短”。在他看来，“李老师不是只当校长，他的学术也是极强的”。

“可是他‘补短’的效果达到了吗？为什么补了3年，最后出来的论文里没写一句近现代史的内容，甚至连嘉靖道光都没提？”米辰峰回应道。在他看来，成崇德“补短”的说法，纯属“诡辩”。

成崇德告诉记者，当时戴逸教授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课题，自己的博士论文作为课题成果的一部分，所以写的都是古代史的内容。而这些研究内容是他与导师李文海教授商量后确定的。“李老师说，没问题，都是历史学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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