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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孙中山李鸿章联手密谋两广独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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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0-23 11:08:19 来源：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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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檀香山、横滨、香港和广州等地。上述事实表明，兴中会具有明显的地方性质。孙中山在海外主要依靠从广东籍华侨中筹款，在国内则主要依靠广东会党群众。他声称“在广地，一月之内必可集山林剽悍之徒三四十万”。广东不仅易于“聚人”，而且“利于接济”，因为广东既靠近英葡殖民地香港和澳门，又有较长的海岸线，便于获得海外饷械的接济。加之广东地处边陲，距离清朝统治中心较远，攻占较易。在孙中山看来，广东一旦得手，夺取与广东密迩的广西则易如反掌。然后据有两广以为根本，治军北上，长江南北及黄河南北诸豪杰必齐起响应，“成恢复之大功，立文明之政体”。为了实现据有两广以为根本的战略思想，孙中山非常重视抓住时机问题。筹议乙未起义，是在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之际。孙中山说：“时适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旅、威继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庚子筹议“两广独立”，是在义和团掀起反帝风暴、八国联军大举入侵、清朝统治陷于瘫痪之时。孙中山说：“时遇清廷有排外之举，假拳党以自卫，有杀洋人、围使馆之事发生，因而八国联军之祸起矣”。“北京风云变幻，是一个亟需注意的时机。如果说清政府最终完全丧失实力之时则正是我们成事的好机会，那么我觉得目前的状况正应特别加以注意”。
当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任何国家革命运动的成功都离不开国际援助。孙中山认为争取一二强国的支持，是实现据有两广以为根本的战略思想的重要条件。早在筹划乙未起义时，孙中山就曾与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会晤，请求日本提供二万五千枝步枪和一千枝短枪。这次求援遭到拒绝，但兴中会员谢缵泰却声称“我们通过日本领事得到日本政府的暗中支持”。1897年—1898年间，孙中山在与宫崎寅藏等笔谈时，赞成宫崎提出的“中东合同，以为亚洲之盟主”，“阻遏西势东渐之凶锋”的主张，说“极是，极是。惟不可先露其机，以招欧人之忌，则志无不成也。”孙中山表示要“暗结日、英两国为后劲”，藉以对抗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推进“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的革命大业。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孙中山把日本朝野作为重点争取对象，但结果收效甚微。当历史跨进1900年时，孙中山面对北方的风云变幻，认为“机不可失”，更加积极地开展争取外援的工作。何启、陈少白关于“借重香港总督之力”搞“两广独立”的提议，正中孙中山的下怀，所以孙中山接到陈少白的通报后，“大喜，立复电少白赞成”，并亲自赴港，企图与香港总督直接取得联系。“在香港因五年不许入境之期尚余八个月，未能上陆，于客轮中呈书于认识的总督卜力氏，并得其答书。”孙中山不仅企图借重香港殖民当局，而且积极争取日本和法国政府和台湾殖民当局的援助。孙中山还曾分别会见法国驻日公使和印度支那总督代表，希望法国援助武器和军官，并允许从北圻进入广西。孙中山所以把“两广独立”的希望寄托在英、日、法等列强的援助之上，是因为他赖以实现自己战略思想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十分薄弱，还没有与民主革命主力军农民阶级结成联盟，加上自己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对外国资本主义本质缺乏认识。孙中山为了取得英、日、法等列强的援助。竟然不惜以出让国家某些权益作为代价。他明知香港总督卜力意在使“独立”的两广“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而默然置之。他为了取得日本政府和台湾殖民当局的援助，曾允诺尽力代为平息台湾闽、粤人士的抗日活动。他甚至表示“愿意接受”法国“一切的要求作为交换”，以取得法国的支持。孙中山这种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作法，显然是不足取的，但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孙中山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制约，一是源于孙中山的深受美国影响的实用主义倾向。孙中山的这种政治性格，在他处理与李鸿章、刘学询的关系方面，也表现得非常突出。
在半殖民地中国，要想实现“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的理想，舍弃武装斗争别无他途。兴中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决定采取武装斗争的方法，推翻清朝在两广的统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到了1900年，孙中山却一面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一面宣称“不抱任何危险激烈的企图，而是考虑始终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方法”。前者表现为“命郑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谋发动，而命史坚如入羊城，招集同志以谋响应”，并企图“潜入内地，亲率健儿，组织一有秩序之革命军以救危亡”。后者表现为“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不管采取暴力仰或和平方法，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据有两广以为根本，即搞“两广独立”。
作为晚清元辅重臣的李鸿章本来属于民主革命的对象，而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却企图争取李鸿章、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两广独立”。这种反常的现象，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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