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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孙中山李鸿章联手密谋两广独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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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0-23 11:08:19 来源：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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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00年6月，面对北方变局，章太炎再次上书李鸿章，公然要求他据有两广宣布独立，以为东南各省督抚的表率，说“某等所望于公者，则明绝伪诏，更建政府，养贤致民，以全半壁”。甚至连一度主张过暗杀李鸿章的梁启超都认为在夺得广州之后，以李鸿章“为傀儡最妙”。在他看来，“此举有数利：示人以文明举动，一也；借势以寒奸党之心(助我声势)，二也；西人颇重此人，用之则外交可略得手，三也；易使州县地方安静，四也。”由此可见，对李鸿章寄以希望，是当时的一种普遍倾向。
三和孙中山不同，李鸿章并没有什么“两广独立”的念头，有的只是设法“罗致”孙中山以为我用。
李鸿章“罗致”孙中山的活动，见诸载籍的，一共有三次：1899年冬为第一次，第二、三次则在1900年春夏。这三次是一脉相承的。
1899年11月24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商务大臣，前往各埠考察商务。据《清史纪事本末》说：“时因上年八月南洋、美洲、日本等处商民，屡有申请帝安及归政之事，联署以万数千计，特命鸿章前往各埠，宣布太后德意，及两宫和好，劝侨民勿听党人煽惑。”这里所谓“党人”，系专指逃亡海外的康有为及其领导的保皇党。慈禧视康有为及其保皇党为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当面指令李鸿章“设法捕逆”。李鸿章本来是同情康有为、梁启超及其领导的维新运动的，但因时迁势易，现在既“管商务又奉密旨，不能漠视”。他特地奏明将“设法捕逆”之事，“仍交”刘学询等“妥办”。既然说是“仍交”“妥办”，那就无疑表明在此之前刘学询等业已承担了“捕逆”的重任。其实，早在7—9月间，刘学询出访日本的使命，就是“明以振兴商务，暗以访拿康逆”。正因为如此，李鸿章在“面奉懿旨”之后，就把“设法捕逆”的希望寄托在刘学询等人的身上。可能是由于这位与孙中山“有同邑之谊”的刘学询的献策，李鸿章才决定“罗致”孙中山来对付康有为的。李鸿章鉴于康有为尊皇复辟严重威胁慈禧的宝座而为慈禧所不容，孙中山虽然倡导反满革命但因众寡势弱对清王朝尚未构成直接威胁而不大为慈禧所重视；孙中山熟悉“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是一位有改革进取精神的青年；因而认为“罗致”孙中山既能得到慈禧的允准，有利于推进中国的改革和振兴；又能离间孙、康两派，以孙制康，消弭革命和镇压保皇党。因此，李鸿章与刘学询等往返电商，急迫之情跃然纸上。11月27日李鸿章《致上海虎城》电中说：“孙已到否？康已离港否？究在何处？望查明随时电知两广密捕是确。”28日刘学询复电：“孙函约尚未得复。康仍在港。英捕忌厘家，饬广密捕。沪上各报已播传，恐打草惊蛇，蹈上年李盛铎覆辙。并恐碍孙办法。询现拟得到回音，即先赴粤，可否请奏饬粤暂缓，俟询到商妥再办。”29日李鸿章致电刘学询：“孙未复，或尚迟疑。粤早奉电旨，难再饬缓。拟赴粤，有何办法？”30日刘学询致电李鸿章：“法用诱用掳，活上毙次。上瞒港官串巡捕，如劫盗行径，与国事无涉。询已有港、澳可用之人，逆不远扬，相机必得。候孙来商截南洋之路，防逆闻此次诏捕外窜。”当日李鸿章即复电刘学询：“用诱用掳，能生获尤妙。瞒港官串巡捕，除此祸根，有俾国事，兄勉为之。逆闻诏捕，乃意中事，难保不外窜。欲请赴粤面陈，恐来不及。孙无来信，何也。”上述电报表明：一、李鸿章是通过刘学询函约孙中山的；二、李、刘企图“候孙来商截南洋之路”，防止康有为离港“外窜”；三、李、刘议定对付康有为“法用诱用掳，活上毙次”，“瞒港官串巡捕”，收买港澳“可用之人”，“相机”下手；四、孙中山既未复信，也未前来，因而李鸿章第一次“罗致”孙中山的活动，就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李鸿章并没有因此而死心，到了1900年春夏，再次展开了“罗致”孙中山的活动。这是前一次“罗致”孙中山活动的直接继续。当时李鸿章任两广总督，刘学询为李鸿章的幕僚。据冯自由记述：庚子夏，刘学询“闻港督向鸿章洽商广东自主事，遂向鸿章自告奋勇，谓渠与孙某认识有年，如傅相有意罗致，渠可设法使即来粤听命等语。鸿章颔之。学询遂即贻书总理，谓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揆诸史实，冯自由的说法可谓真假参半。李鸿章确实是通过刘学询函约孙中山的，目的在于“罗致”孙中山“来粤听命”。但是，诸如刘学询在港督策动“广东自立”之后向李鸿章进言、李鸿章“欲以粤省独立”云云，却是虚妄的。因为港督卜力于4—6月间在外地休假，直到7月2日才回到香港；孙中山早在6月8日即因事前接到刘学询等人的信函而启程离日赴港；在孙中山离日前，北方义和团尚未大批涌入北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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