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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孙中山李鸿章联手密谋两广独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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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0-23 11:08:19 来源：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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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决定的。孙中山早在走上民主革命道路以前，就对李鸿章抱有好感。这不仅因为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声势显赫，并为洋务派的首脑和旗帜，“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而且由于李鸿章是孙中山肄业的香港西医书院的赞助人，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1892年孙中山既在毕业典礼上聆听了康德黎盛赞李鸿章“信仰科学”、为“中国之俾斯麦”的演说，又经香港总督和驻京英国公使推荐，获得李鸿章的赏识。李鸿章曾准予孙中山赴京候缺，暂给月俸50元，授予“钦命五品军牌”，此事虽因两广总督衙门刁难而未果，但却不能不影响孙中山对李鸿章的好感。正是基于这些因素，1894年孙中山才有上书李鸿章，企图依靠这位晚清元辅重臣“倡行新政”、进行某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之举。由于上书李鸿章被拒和清廷的倒行逆施，使孙中山“抚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不过，到了庚子年间，孙中山既坚持以暴力对付清廷，又对李鸿章寄以厚望。在孙中山看来，由于义和团风暴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冲击，清朝统治营垒必将发生破裂，李鸿章作为汉族大员、总督远离京畿的两广，有可能独树一帜；加之“清朝虽颓，犹俨然一大帝国，北地虽糜烂，而南部尚金汤无缺”，相比之下，兴中会则“万事草创，人才、兵械多形不足”，敌强我弱之势显得十分突出；因而孙中山认识到为了实现据有两广以为根本的战略思想，有必要并有可能联合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奋斗。他说：
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他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也颇孚人望。此外，对国内的李鸿章等总督以及康有为一派也应重视，暗中联络，这样可使政治改革方案得以渐次施行。
这里所谓“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显然是指义和团风暴、八国联军入侵、清朝政治营垒破裂和满汉民族矛盾等等；所谓中国的“政治改革派”，既指革命派和改良派，又包括清廷派驻东南的某些汉族封疆大吏。孙中山认为在中国政局激烈动荡的时刻，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各派力量有可能联成一体，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香港总督卜力“有意充当李、孙之间诚实的掮客”，更使孙中山对李鸿章的幻想有增无减。
孙中山为了争取李鸿章，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两广独立”，曾经从流亡地三次冒险返国活动。起初，孙中山虽然“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却认为“此举设使成功，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6月17日孙中山一行从日本乘船抵达香港海面，为防范李鸿章“设阱诱捕”，“不欲冒险入粤”，特派宫崎寅藏等三位日本友人赴广州与李鸿章的代表刘学询会谈，会谈双方就特赦孙中山、保障他的生命安全和贷款十万两两个问题，达成了共识。当谈判结束宫崎等人返回香港海面时，孙中山的坐船“已经启碇，正向西贡开去”。孙中山到达西贡后立即致电刘学询探问谈判情况，并致函在香港的同志说“今日者乃分头办事之时”。所谓“分头办事”的内容之一，就是争取李鸿章搞“两广独立”。7月17日孙中山从新加坡乘船回到香港海面，等待香港总督卜力和应召北上的李鸿章会谈结果，准备登岸与李鸿章密商。孙中山认为“李这个人既无主义上的信念，又甚缺乏洞察大局的见识。并且年已老迈，对功名事业早已看透。所以，总督的劝止多数不能为李所接受。但这是旱天的一朵乌云，我不能不预先考虑万一的可能性”。结果所谓可能性并没有变成现实性，“这事又变成一场梦”。但是孙中山却没有因此而从幻梦中彻底摆脱出来。他在日本对某人说：相信“随着时势的变迁”，“清国南部各总督及进步的智能人士”“迟早会同自己的意见相一致。因为身入故国，必有危险，因此，根据场所，为了不出太大危险，作为平和手段来达到目的的方法，与持有这种意见的人会面，很有必要。只要没有危险，也可与李鸿章会谈”。正是基于这种设想，孙中山于8月29日特地从日本回到上海。孙中山在上海期间，曾访问英国驻沪总领事，会晤刘学询，与之商定“行事之法，一为车驾回京之办法，一为车驾西迁之办法”。据刘学询后来说，他当时曾陪同孙中山“往见李鸿章”。上述事实说明，对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之事，孙中山虽然为一种怀疑和希望交织的复合心态所支配，但总的说来，希望压倒怀疑，采取了积极争取其实现的态度。
其实，对李鸿章寄以希望的，并非只有孙中山一人。早在1898年2月章太炎就上书李鸿章，企望他“转旋逆流”，说什么“今世足以定天下者，无过相国”。及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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