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宋代佛教的慈善事业(图) |
 |
时间：2009-11-7 11:01:51 来源：凤凰网
|
|
|
蓬莱山寿圣禅院时，除鼎新堂宇殿门之外，又开垦三百亩田以赡僧供，并值松十万本以助众山之森秀，其徒慧初、义琛与郡豪吴骥亦相助而成。永净的植松十万本很明显的是为了森林的维护，与寺院的私利恐无关。仁宗庆历元年(1041)衡山福严禅院长老省桥及其徒环院百里种杉十万棵，宋祁还特别撰文记述此事。庐山山南属南康军有一所万杉院，是真宗景德二年(1005)僧太超所建，太超并于山上植杉万本，事闻于朝，乃赐钱、土田、佛像、御容等，而该院亦因此于仁宗天圣中(1023～1032)改寺额为万杉院。同属山南南康军的罗汉禅院，祥符三年(1010)祖印大师行林继任，乃沿官道十里植松，直达军壁，遂使行人往来如织，该院为之应接不暇，杨大年并撰有〈栽松记〉。孝宗淳熙十年(1183)蜀简州僧希问住锡泰州石庄明僖禅院，时院圮废不堪，希问悉捐衣钵募工重建，院近江边，为免艿矗乃环院植松柏数千以煞水势。江宁县方山上定林寺，孝宗干道时(1164～1173)僧善鉴开始在山经营土木，疏泉莳松。又湖州乌程县菁山有一所普明寺，绍兴五年(1135)闽僧观禅师始来结庵。淳熙五年(1178)观师卒，师弟了庵审公继嗣。了庵三传柏庭，柏庭五传断江，皆以甲乙相传。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寺凋蔽已久，庄田多质押于富室，住持玉林妙琼以己资尽复所质庄田，并修佛殿、法堂，院外则筑墙围绕，并树巨木五十万株。此为入元之事，仍可取为数据，以俾研究之用。另外，筠州洞山普利禅院自洞山良价于唐宣宗(846～859)开山，第十一世住持曲江晓聪(～1030)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应命而来，于山东北手植松万株，凡植松一株，坐诵金刚经一卷，常自称栽松比丘，其地遂号金刚岭。又十二世住持合肥自宝(俗姓吴)开堂十六年，未尝出院门，为江南、岭南二十余州人所信向，手自植松万株，事见余靖《武溪集》卷九〈筠州洞山普利禅院传法记〉。无准师范(1178～1249)于理宗绍定六年(1233)后住持径山寺二十年，植松杉数百万株于寺旁，事见《径山寺志》卷四，更是大规模的栽种。
有关寺院对于森林的保育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就资料来说目前仅能举出以上数例而已，实不能与寺院对于泉源的开发和维护相提并论，方杰人师生前曾有意撰写〈宋代寺院对于古木的维护〉一文，与本节应有关连，惜方师未能及时撰就。
四、救济事业----养老、济贫、赈饥、慈幼、医疗
佛教与社会救济有密切关系。中国佛教属大乘佛教，即是所谓菩萨佛教，以修菩萨行为主，在四弘誓愿与大波罗蜜行之下，以弘布大乘菩萨的精神为根本理念，对于疾病治疗、灾害救济、贫民救助皆视为佛教徒的当然任务。
佛教社会福祉事业的指导理念是发扬佛的慈悲，对有需要者行布施，加上《福田经》、《梵网经》宣传，使悲田敬田的福田思想充分显现。有所谓二福田、三福田到七福田、八福田说法，《梵网经》八福田中，以看病福田为第一。
对于社会福祉事业的热忱参与，本是佛教徒在人世间修练的必然过程，也是人格的完成中应该努力去做的事。内在修为的完成与外在社会幸福的达到，内外双修方为功德圆满。
僧传中不乏高僧致力于社会福祉事业的例子，较制度化的则有北魏僧?o户、僧?o粟、佛图户等，这些都是着例。对于一般庶民的救济事业则有唐三阶教化度寺的无尽藏制度。
至于唐代的悲田养病坊，对于贫困者施予救济和医疗，这也是大家耳熟能祥的事。悲田养病坊半官方半民营方式，成效为政府所认同，故武宗灭佛时，特给予寺田以示奖励，以免悲田养病乏人料理而中断。
中国大乘佛教所具有社会教化精神，和佛教出家隐遁思想似乎殊异，但是对于社会所体现的正面意义是值得肯定和宏扬，故僧人积极参与社会福祉事业，这是事实也是值得效法的。
中国农村的贫困生活，一遇天灾，饥民充斥饿殍遍野，为政者亦想尽办法筹谋对策。有关救灾史大体上也详述政府的救荒政策，如邓云特《中国救灾史》、冯柳堂《中国食粮政策史》等，但是对于佛教所参与的救济却只字不提，未尝不是憾事，是故有必要加以补充说明。而且学者们在探讨宋代的救济事业也偏重官方的措施和政策，多少忽略佛教教团的贡献，因此，也需加以彰显，使宋代佛教寺院和社会的关系有更清楚的脉络和环节。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