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鬼神观的人文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鬼神采取存而不论、敬而远之的态度，从而对传统宗教意义上的鬼神观作出理性回应。《论语》中有一段描写孔子在重病时与弟子子路的对话：“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誄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述而》)孔子以一句“有诸？”表达了他对祈祷是否有理的怀疑态度。在孔子看来，祈祷本身是否有理并不重要，如果无此理，便不用祈祷，如果有此理，只要在日常生活中遵守仁义、顺乎天道，也就等于是天天祈祷了。反之，如果“获罪于天”，便“无所祷也。”(《八佾》)真正决定人命运的并不是祷于鬼神，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爱人”、施“仁”。孔子不仅怀疑鬼神，而且避免谈论鬼神，尽可能地远离鬼神，因此，“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敬鬼神而远之”。(《雍也》)

    其次，将鬼神和人事予以明确区分，积极引导人们把关注的视域聚焦于人事。在孔子看来，鬼神属于“天道”的问题，而天道远人道迩，与“人道”相关的人事才是人们在有限生命中应该关注的中心问题。知道应该知道且能够知道的事，做应该做的事，才能称其为真正的智者。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即是说，在现实中，眼见应该挺身而出的事情，却袖手旁观，反而去祭祀不该你祭祀(“非其鬼”)的鬼神，这不仅是献媚，更是怯懦的表现！孔子对于弟子们一次次地问到鬼神的问题，并非避而不答，而是以巧妙的方式引导他们把关注的视域转移到现实的人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先进》)

    再次，把祭祀鬼神的象征意义与伦理秩序的建构结合起来，将以往以祈福为目的的祭祀转变为自我反省，通过对死者的祭祀使生者产生无限久远的伦理责任。在孔子那里，对鬼神的祭祀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活动，而是人们对已逝祖先“孝”的继续，是带有浓厚人文色彩的伦理追认。在祭祀中，生者体悟到对死者承担着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并因此在死者的观照下产生敬畏之心，正是这种敬畏之心引导着生者的伦理行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生者在“慎终追远”的过程中，勇敢地担当起了对已逝者的承诺和对他者的责任，从而开始了真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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