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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社旗潭岗等仰韶文化遗址以及淅川黄楝树屈家岭文化遗址均发现有稻作遗存;在邓州八里岗发现有从仰韶文化至石家河文化稻作农业的植硅石证据;在驻马店杨庄、禹州严寒、汝州李楼、登封王城岗等龙山文化遗址也发现有稻作遗存;同时在新密新砦、洛阳皂角树等二里头文化遗址也发现有稻作农业遗存。山西境内,仅在襄汾陶寺、太原东太堡庄等龙山文化遗址发现有稻作农业遗存。陕西境内,西乡何家湾和李家村、华县泉护村、户县丈八寺等老官台文化遗址,扶风案板龙山文化遗址均发现有稻作农业遗存。甘肃境内,仅在庆阳仰韶文化遗址内发现有稻作农业遗存。
稻作农业北传的时间和路线
已有研究表明,史前时期淮河以北地区不具备野生稻的气候条件,而史前时期北方地区发现的稻类遗存也多为栽培稻,故北方地区发现的史前时期的稻作遗存应是南方稻作农业北传的结果。
稻作农业在长江以南地区起源后,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长江中游地区以湖南澧县彭头山和八十垱遗址为代表的彭头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萧山市跨湖桥遗址和余姚河姆渡遗址,稻作农业已经比较发达。在此基础上,随着区域文化间交流的增强,稻作农业开始了它的北向传播。
稻作农业的北传,大致沿长江下游和长江中游东、西两条路线北上,而这两条大的路线又各自可分为东、西两条小的路线北上。
长江下游的东线,从长江下游地区出发,沿海岸线和近海北上。沿海岸线北上的稻作文化在北辛文化时期,到达苏北的连云港地区。大汶口文化时期,稻作文化沿海岸线从连云港地区继续北上,到达山东日照、莒县及更北的蓬莱一带。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酝酿,在晚商时期,稻作农业从胶东半岛经庙岛群岛抵达辽东半岛。传至辽东半岛的稻作农业,一部继续北上,到达阜新一带,一部沿海岸线东进至朝鲜半岛,继而南下至日本列岛。近海北上的稻作文化,北辛文化时期沿高邮湖水系到达高邮一带。大汶口文化时期,继续北行进入洪泽湖水系,逆淮河河谷而上进入淮河支流涡河河谷到达安徽蒙城一带,继而北上经皖北、苏北西部,沿泗河流域北上抵达兖州一带。荏平教场铺龙山文化时期的稻作遗存应是沿该路线继续北上的反映。而临淄桐林龙山文化时期的稻作遗存则更可能是沿海岸线北传至莱州湾后,沿小清河进入临淄一带。时间愈晚,北传线路上的稻作遗存愈丰富,而且沿海岸线的稻作农业较近海北上的稻作农业遗存丰富且发达。
长江中游的西线,从长江中游的澧县一带出发,一支顺长江东下,在武汉一带经黄陂、大悟进入罗山通道,继续北上经驻马店到达舞阳一带,舞阳贾湖裴李岗遗址发现有目前河南境内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存。至仰韶文化时期,在河南境内北进郑州后西行,郑州大河村、洛阳西高崖、渑池仰韶、三门峡交口均发现有该时期的稻作遗存。不仅如此,该路线的稻作文化继续西进,陕西境内的华县泉护村、户县丈八寺等老官台文化遗址,乃至甘肃境内的庆阳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有稻作农业遗存。至龙山文化时期,陕西境内向西推至扶风一带,案板遗址即其反映。而在山西境内,稻作文化越黄河北上至襄汾乃至太原一带。
从长江中游的澧县一带出发的另一支,沿汉水河谷北上,在仰韶文化时期首先抵达邓州一带后,其一沿汉水支流分别传至内乡和社旗;其二从邓州继续沿汉水河谷西进,在丹江口一带北进至淅川一带;其三从丹江口继续沿汉水河谷西进,抵达陕南的西乡一带,该路线内发现的稻作农业遗存即是最好的注脚。
余论
以上是对我国稻作农业北传的时间和路线的简单探索。需要说明的是,罗山通道中,舞阳贾湖遗址的稻作农业是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而其南的驻马店杨庄遗址的稻作农业是远远晚于它的龙山文化时期的。但考古资料显示,罗山通道是链接豫、鄂地区先民的一条重要通道,那么,在舞阳贾湖以南这一通道内应该是存在裴李岗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遗存的,只待今后的考古发掘予以证实。
而在山东北部黄河沿岸北延至天津以南的河北东部沿海地带,该区域在龙山文化时期和夏商时期当是古东夷人创造的山东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分布区。这一区域的纬度低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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