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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商帮:专制的阴影下没有光明(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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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2-4 10:29:10 来源：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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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钦此。”
官府的淫威是不加掩饰的。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形成了明清时期官商勾结，分工合作，一起对普通百姓、对整个国家进行“巧取豪夺”的行为模式：商贾依附于官府“巧取”，官府对包括商贾在内的一切平民“豪夺”。
随着时下大众文化的广泛传播，晋商的代表乔致庸，徽商的代表胡雪岩都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结合目前这种拜金主义潮流，许多人对他们发家致富的故事更是津津乐道，艳羡不已。
乔致庸在经营中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对官场甚至清室人脉的精明投资。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慈禧逃到山西。乔家大德通票号掌柜高钰立即把大德通装饰一新，作为慈禧、光绪的临时行宫。慈禧缺钱，山西官员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号商量“借钱”，大家谁都不敢答应，乔家票号却很爽快，借给朝廷银10万两。慈禧太后此后给山西商人的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10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乔家的生意也因此进入了辉煌期。而这个时候，国家已经满目疮痍，清王朝也日薄西山了。
红顶商人胡雪岩与官府那纠缠不清的关系更不用说了，他的一生成也官府，败也官府，最后含恨而终。细想起来，商人戴上了红顶子，这是值得夸耀的商业成功吗？它只表明了官商勾结的事实，并凸显了商人向官人的彻底臣服。
明清商人这种对垄断权利的绝对依赖，使他的经营模式染上鲜明的官家特征。他们有钱，却仅仅局限在流通领域运作，没有向产业资本转化，也就没有建立起成规模的生产实体，更别说现代基础工业了。说白了，他们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买卖人。
无法实现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
像所有传统帮会组织一样，商帮也以信义相标榜。晋商的“义利并举”，徽商的“贾而好儒”、“程朱阙里”、“理学故乡”，都试图在传统伦理体系的坐标中，为自己的身份找到被主流认可的道德名位。而这也恰恰反映了明清商人在精神上的先天不足。他们不能开创性地建立起适合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理论武器，意识不到商人在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更修炼不出经世济民的思想抱负和用竞争手段推动社会公平发展的雄才大略。同时，他们身边王朝末世的腐朽氛围又使他们沾染上了投机、逢迎、谄媚、奢糜等种种恶习。由于缺少超越性的文化思维，无法实现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他们不可能像西方商人那样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敢于自由竞争的开创精神，率领自己的商人群体担负起通过竞争重构社会价值体系的历史使命，而只能在向官僚政治折腰屈从并与之同流合污中、在向正统文化依附与回归中走向堕落和毁灭。
依靠官府起家、发展起来的山西、徽州等十大商帮，从始至终都把自己的命运和专制王朝的命运绑在了一起，随着满清王朝的倒台，随着腐朽专制政体的逐渐灭亡，这些在中国历史上风光了数百年的商人群体也随之衰落了。
几百年来，这个曾经敛聚了几乎所有民间财富的商人群体得到过快乐吗？这显然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在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至今保留着一座清代遗留下的山陕会馆，是当时山西、陕西两省商人为“祀神明而联桑梓”集资兴建的。它始建于乾隆八年(1743年)，历时66年，耗银9.2万两乃成。现在，它成了明清商帮繁盛时期的历史遗迹，供游人参观。会馆内的戏楼上刻着这样两副对联：
宫商翕奏赏心是金榜题名洞房花烛
扮演成文快意在坦途快马高帆顺风
这两副对联似乎告诉我们，清代商人的成就观、快乐观，甚至人生追求并没有离开“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老套。当然，作为游走四方的买卖人，他们更加现实的愿望是“坦途快马”，“高帆顺风”，那样才能快赚钱，多赚钱，平安地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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