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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日昣是一位好的史记者，他的《颜题》，不但是其人格官格的写照，亦是高要县的宝贵遗产。其云：“风自堂，余以名县治也，题其柱曰：本是秀才，甘惯清贫，一尘不染，廉犹易；除做县令，值此冲衢，百口皆调，抚甚难。二堂颜曰视如，题其柱曰：书生不解事，但禀天地你我之知；下吏鲜称名，惟凭走卒儿童有口……题于署门曰：十载空怀鸠鹄(斑鸠腹部低陷，胸骨突出；黄鹄脸上没肉，面容憔悴——鸠形鹄面形容人因饥饿而消瘦，此乃景日昣进士及第10年之自况)，一朝恐负牛羊。”更让他心怀敬畏的是，他觉得知高要一县，是他冥冥之中的一个归宿。其《七星岩》云：“岩在城北六里……七峰离立，不相连属；门若贯珠引绳，璇玑回转，峰皆中空向南……一小者名阿波岩，北向；大岩当中央，有南北二门，前后相通，是为菘台石室，其顶穹隆如盖，高数百丈，上开天井，云气可以直出……李北海所书景福二大字，在大岩口，其画痕，尚可扪(摸)也……余独异岩名菘台，义不可解；菘古嵩字也，嵩高为五岳之长。诗曰：菘高维岳；说文：菘嵩通用。嵩高山去端(端州，即肇庆)五千里，何所借义而命名也。余常推求其意，嵩山通名二室，曰：太室、少室，以其下多石室故也。菘台亦称石室山，古人名义，当有取尔。余嵩人也，别号嵩崖，来宰斯土，当有夙机。又异北海书景福于岩口，与登游无涉，何所触而书。余顾姓心动，其将有造福于此邦人士乎……庚辰冬，手书刻于岩壁，曰：‘南山有台，景行仰止’，盖有寄也。”
“景行仰止”，是心有所寄，自是一语双关。究其因，盖“余嵩人也，别号嵩崖，来宰斯土，当有夙机”；“余顾姓心动，其将有造福于此邦人士乎”。
衍圣公孔广棨作《景宗伯传》，称高要县百姓为其建生祠(为活着的人建祠)以祀，不正是表彰他在高要的“景行仰止”吗？其云：“令高要甫三月，厘弊雪冤，民大悦服。邑旧有水怪，每乘风雨，时涨洪涛，为民害，没溺者甚众。尝夜半以水患告惊，公招舟排浪而入，朝服(官服)立崖上，誓捐躯以扦患(治理水患)。水势辄退，民获安堵(筑起了‘景福围’坝，今尚存景福围纪念亭)，高要民即于公立处，建生祠以祀(今厚载祠，尚存)，至今水患不作。大吏(肇庆府知府)上其绩行，取为侍御(京畿监察御史)。”
《诗经》云“君子万年，介尔景福”——“景福”，也就是人们对生活美好的理想——七星岩大岩刻李北海(即李邕，唐代著名书法家)的景福，无关登游，可谓肇庆人的千年愿景。
至少，景日昣在端6年，带领他们实现了部分梦想。
为学“逍遥”嵩溪
嵩山是景日昣生命的起点，也是他生命的终点。
在高要县，景日昣以“风自堂”命名县署。37岁，在肇庆七星岩畔，他开始走上其“恐负牛羊”的政治生涯；63岁，正值自己政治生命的辉煌时期，他告老还乡，在嵩山南麓七星岭下，构筑逍遥庄，任教嵩阳书院，以培养后生为己任，开启了其人生最后10年的学术生命。
肇庆七星岩，嵩山七星岭——真是无巧不成书。
顺治年间韩作栋撰《七星岩志》：七星岩在肇庆府高要县城北，一名崧台，一名定山，故此书又名《定山石室志》也。该志本明王泮所撰，作栋因而重修，吴绮又为之润色。然有关考核者，寥寥无多。
由此观之，七星岩、崧台，不是景日昣的“创造”，至少在其知高要县之前，它们业已存在。
康熙二十一年，耿介撰《嵩阳书院志》，其“七星岭”云：岭自玉柱峰蝉联而下，凡起七顶，若七星然；其尽处开一小幛，为书院后屏。其“七星泉”云：泉在书院(之北)里许，在七星岭下；七孔相连，清冷澄澈；或云旧紫虚谷地，宋枢密张昇尝隐居于此。
景日昣康熙三十五年知高要，《嵩阳书院志》成书亦在其前。
景日昣离开高要，在七星岭下构筑逍遥庄前，即康熙五十四年，撰《说嵩》，其云：(嵩阳书)院之后为紫虚谷，有紫虚观，谷因观名也，为贺兰栖真所居……谷在七星岭下，亦名七星谷。有泉数泓，涌于谷底。昔人以砖砌，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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