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雪芹纪念馆再往山坡上走，轻易就找到梁启超墓。说是梁启超墓其实不完全准确，应该是梁启超家族墓园才是，墓园由梁思成设计，梁启超、他的两位夫人、弟弟梁启雄还有三位儿子均葬于此地。
我看了一会，正要从墓园往山下走，一位老婶婶问我可不可以带她去曹雪芹纪念馆，我们正好顺路，就联袂前行。
在路上，她一而再对我说党和政府利民之举、毛主席亲民爱民的一面，我是晚辈，当然不敢妄自打断她的话，就沉默着听她谈说。不久，我们走到纪念馆门口，就在此道别了。
从她一个人的话，我想到整个国家日渐百花齐放的舆论，因地制宜，我忆起梁启超的《自由书》，序言中梁启超说书名取自约翰.弥勒(John Stuart Mill)之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自由书》中有一篇曰《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1902)，我甚喜欢。梁启超先点明“舆论者，寻常人所见及者也；而世界贵有豪杰，贵其能见寻常人所不及见，行寻常人所不敢行也。”而造舆论的目的，非为私利，乃为国民公益，一如母与仆的真爱与义务。接，他申说的舆论之母或仆原来都离不开牺牲己身的豪杰，他更预言道，“世界愈文明，则豪杰与舆论愈不能相离。”豪杰起初为舆论之敌，破坏时代；继而为舆论之母，过渡时代；终于为舆论之仆，成立时代。他最后总结道：“非大勇不能为敌，非大智不能为母，非大仁不能为仆，具此三德，斯为完人。”
梁启超学术驳杂，时论甚多，一生写了大概一千四百万字，《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只是沧海一粟，此文慷慨激昂、文气铿锵，还是他一贯手笔。不明缘由，我一直铭记文句至今，因故草成本篇以为记，兼及访墓所闻所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