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君子中，最壮烈的应该是御史杨深秀。他是在太后训政并大肆搜捕新党之后，犯颜直谏的。有如现代流行说法顶风作案。如果不出于某种特殊考虑，大书特书的应该是杨深秀，而不是别人。但梁启超偏偏选择了谭嗣同。

谭嗣同在军机章京上行走的职位上，并没有来得及有什么作为。从接谕旨进京屡新，到被捕杀头前后不过20多天。也就是说，仅当了半个月多点的新贵！按常例，初来咋到者，要报到安置衣食，拜会长官同僚，请客作客送客，熟悉环境，剩下几天，能有什么作为？为什么梁启超刻意要描述谭嗣同这样一个匆匆过客呢？

梁启超只能选择谭嗣同。六君子中康广仁是布衣，不足彰显自己。其他四君子，跃居近臣，位虽重要，但都与梁启超没有交情。没有渊源也不便依托彰显自己。而梁谭则有旧谊。当时有“二公子”之谓。“二公子”，谭嗣同与陈三立是也。一位是湖北巡抚公子，一位是湖南巡抚公子，两家原本世交，二位公子鼓吹新政，出入社交名流圈子，诗文酬唱，江南赫赫有名。（也有将陕甘总督和广东水师提督的两位公子也算上，合称“四公子”的。）可见谭嗣同早已跻身绅士贤达之流，声名远播。

早在戊戌变法之前三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已经在湖南全境悄无声息推行新政，卓有成效。谭嗣同与陈三立两人，加上黄遵宪，江标，熊希龄，还有唐才常、蔡锷等（评论中有读者提及蔡锷不可能参与戊戌变法，兹录《北京青年报》刊载陈光中撰《“风流儒将”蔡锷传奇》一部分，解释一二，望诸位读者勿嫌繁冗。文字如下：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1882年12月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一个普通农家。他在当地有“神童”之称，13岁便中了秀才。1898年，16岁的蔡锷考入湖南时务学堂。当时谭嗣同为学堂总监，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维新派人士唐才常也在此授课。蔡锷与梁 启超结下了持续终生的深厚师生情谊。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与11名同学应梁启超所召，东渡日本。1900年秋天，唐才常领导自立军武装起义，不料事先泄密，唐才常遭死难。当蔡锷得知起义失败的消息后，放声痛哭，悲愤之中，将原名“艮寅”改为“锷”，取“砥砺锋锷，重新做起”的意思。他回到日本后入陆军成城学校，继而进入陆军士官学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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