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托交的最重要的书稿应该是《仁学》。完成死者遗愿，就是尽快将《仁学》正式出版。且看梁启超怎样做了。

逃亡日本后不久，梁启超在日本横滨的居留地，靠华侨捐款和逃跑带出来的赤金200两，办《清议报》。继续宣传维新党人的主张，鼓吹改良。攻击漫骂慈禧荣禄刚毅等。当年十一月十一日就出版了第一册。第一到第十册刊登了《戊戌政变记》。谭嗣同的《仁学》从第二册开始刊登，至第十四册，连载一半。《清议报》每月出三册，每册有40页之多。每册卖1角5分。可是，从十五册起，就不再刊登了。也就是说四个月之后，就停止了履行对死者的诺言。到了一年以后，《清议报》第四十四册竟然又开始刊登。登到第四十六册止，再次中断刊登。这次中断延续了一年半。直到《清议报》出到第一百册，方才将余下部分一古脑挤在一起登出。而《清议报》出满一百期，便寿终正寝。

如此发表方式十分奇怪！在第一次刊登谭氏《仁学》时，梁启超以谭嗣同生死之交的骄傲口吻说“谭嗣同的著作皆藏于余处。”三年后，《清议报》合编本，梁启超又改口说“君死后皆散逸”。

这样断断续续刊登烈士遗著，不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能推测，出于形势需要，梁启超迫不急待出版《仁学》。一旦有其他政治或功利上的考虑，梁启超便抛义字于脑后，置遗稿不顾。按常理，既肩负了烈士重大的托付，只要所办报纸未歇业，就应该排除万难，一口气刊登下去。如此奇异编排，表示梁启超并不真的尊重作品，而是根据自己需要，决定什么时候该出，什么时候不该出。

梁氏这样做法，与梁氏自己弟子的做法大相径庭。吴其昌替梁启超作传，一气呵成，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君子一诺，重于千金。“其昌受命奋兴，时病正烈，日日扶病搜集资料虽发烧吐血，亦几未间断……”吴其昌替梁氏作传，竟作到吐血而不辍笔！吴其昌替乃师作传，乃师替乃友传文，区别大矣。从态度上来讲，吴其昌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正常义气和责任感。

梁启超在处理谭嗣同《仁学》书稿上，有令人迷惑之处，那么在描述当时发生的事件上，有没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呢？

王照戊戌政变时也逃到日本。事隔多年后著文称，梁启超曾急急劝阻打算公开向世人承认围园杀禄阴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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