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邵阳)一个普通农家。他在当地有“神童”之称，13岁便中了秀才。1898年，16岁的蔡锷考入湖南时务学堂。当时谭嗣同为学堂总监，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维新派人士唐才常也在此授课。蔡锷与梁 启超结下了持续终生的深厚师生情谊。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与11名同学应梁启超所召，东渡日本。1900年秋天，唐才常领导自立军武装起义，不料事先泄密，唐才常遭死难。当蔡锷得知起义失败的消息后，放声痛哭，悲愤之中，将原名“艮寅”改为“锷”，取“砥砺锋锷，重新做起”的意思。他回到日本后入陆军成城学校，继而进入陆军士官学校，从此投笔从戎，立志“流血救国”。1904年，蔡锷毕业回国，进入军界。1911年辛亥革命时，蔡锷发动新军响应武昌起义，举行了“昆明重九起义”，并担任起义军临时总指挥，起义胜利后被推举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积极襄助湖南新政。立下汗马功劳。
后来，梁启超被陈三立邀请到湖南，陈寅恪的寒柳堂记梦有特别叙述。梁启超到长沙后，主持湖南时务学堂和南学会。成了湖南宣传鼓吹新政的一员大将。梁启超与谭嗣同公事交游不少时日。之前，在沪宁等地，梁启超与谭嗣同有过良好的接触记录。有了与谭嗣同往来经历，梁启超就有资格描述谭嗣同，就在情理之中，能被人接受了。
梁启超刻意描述谭嗣同的目的是什么呢？
梁启超《谭嗣同传》:“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梁启超的描述，既是孤证又是自证。梁氏不怕犯史家大忌。
这些文字最少包括这么几层意思:⑴梁启超躲到日本使馆寻求庇护；⑵谭嗣同静静待在家里；⑶梁启超与谭嗣同见过面；⑷是谭嗣同劝梁启超去日本；⑷谭嗣同托遗稿；⑸谭嗣同慷慨陈辞要梁启超活下去。
梁启超用大段文字，谈谭嗣同临别前与自己的对白与嘱托。这些貌似形象逼真的描述，其实对突出谭嗣同烈士形象并无帮助，仅暗含一个信息:梁氏去国，逃到昔日倭寇之邦，并非本意，是被谭嗣同劝去的，是万不得已，梁氏还因为背负了谭嗣同托遗稿的重担！梁启超在替自己开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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