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梁启超被陈三立邀请到湖南，陈寅恪的寒柳堂记梦有特别叙述。梁启超到长沙后，主持湖南时务学堂和南学会。成了湖南宣传鼓吹新政的一员大将。梁启超与谭嗣同公事交游不少时日。之前，在沪宁等地，梁启超与谭嗣同有过良好的接触记录。有了与谭嗣同往来经历，梁启超就有资格描述谭嗣同，就在情理之中，能被人接受了。

梁启超刻意描述谭嗣同的目的是什么呢？

梁启超《谭嗣同传》:“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梁启超的描述，既是孤证又是自证。梁氏不怕犯史家大忌。

这些文字最少包括这么几层意思:⑴梁启超躲到日本使馆寻求庇护；⑵谭嗣同静静待在家里；⑶梁启超与谭嗣同见过面；⑷是谭嗣同劝梁启超去日本；⑷谭嗣同托遗稿；⑸谭嗣同慷慨陈辞要梁启超活下去。

梁启超用大段文字，谈谭嗣同临别前与自己的对白与嘱托。这些貌似形象逼真的描述，其实对突出谭嗣同烈士形象并无帮助，仅暗含一个信息:梁氏去国，逃到昔日倭寇之邦，并非本意，是被谭嗣同劝去的，是万不得已，梁氏还因为背负了谭嗣同托遗稿的重担！梁启超在替自己开脱呢。

“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革命要人死，同时也要人生！不仅中国古代如此，日本也是一样。革命嘛，就要有人选择死，有人选择生。谭嗣同选择死，死得其所，梁启超选择生，也有生存下去的充分理由了！不难理解梁启超刻意描述谭嗣同的良苦用心。借古代烈士例子，辩白自己哟。

但这几句话自我粉饰太强，太露痕迹了。《清史纪事本末》和《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引用该材料时，都将“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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