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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诗文简论:弹指兴亡三百载都在诗文吟唱中(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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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20 12:05:30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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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最有成就的诗歌改革家是袁枚，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他是雄视乾隆一代的诗坛巨擘，倡“性灵说”。他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随园诗话》)，反对将诗歌作为单纯卫道的工具，主张诗可以抒写山水之景、男女之情，强调“灵感”的作用。“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遣兴》)。袁枚诗作，确能写出自己的生活感受，直抒性情，清逸灵巧，别具风格。如“秋深古迹诗愈健，霜满黄河浪不骄”(《题壁诗》)。“如何二十多年事，只抵春宵一梦长”(《苦妾》)。
和袁枚齐名的有蒋士铨、赵翼，都是性灵派诗人。蒋有《忠雅堂诗文集》，其诗“清新蕴藉，皆发诸性情”，如“已知豪气吞云梦，便买扁舟下岳阳”(《洞庭秋泛》)，“前尘事事都难忘，不到伤怀总不知”(《题忆园》)，“自喜结根依小草，不随飞茵堕苍苔”(《落花》)。赵翼有《瓯北诗钞》，他既是诗人，又是历史学家，所作《二十二史札记》驰名于世。他曾从军远征，跋涉川黔闽粤，又扈从乾隆帝出塞行围，歌咏蒙古习俗，大漠风情。蒋士铨说他“天才卓越，又得江山戎马之助，以发其奇，兴酣落笔，雄伟奇恣，不可遍视”(《瓯北集序》)。他写诗力主创新，不蹈前人窠臼，他的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尤为人耳熟能详。
清代中叶，文章亦臻于极盛，诞生了桐城文派，它是中国文学史上传承最久、作者最多、影响最大的文学派别。始创于康乾时代的方苞、刘大c、姚鼐，下传到十九世纪的梅曾亮、方东树、管同、曾国藩、吴敏树、张裕钊、薛福成、吴汝纶、林纾等，薪火相传二百年之久，直到五四运动为止。据说有名可数的作家有600多人，大多有诗文集行世，故当年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说。他们不仅有文学创作的实践，佳作如林，精彩纷呈，而且有文学理论。方苞提出“言有物，言有序”。刘大c标榜文章的“神、气、音、节”，姚鼐又细化成“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桐城派声势浩大，影响甚广。中国文学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大的文派。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它成为批判的对象，被称为“桐城谬种，选妖遗孽”。这时中国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桐城派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故地位下跌，一落千丈。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丰功伟绩，但它对传统诗文的评论具有片面性。其实桐城派文章是清朝盛世的产物，接续着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是中国思想和知识的传播载体，也有精华和糟粕之分，应该客观正确地分析对待，不可一笔抹杀。
跨过清朝的乾嘉时代，中国迎来了狂暴急骤的西风欧雨，诗文的内容和形式亦随之大变。一是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光大，充实了诗文的内容；二是学习西方文明的思潮兴起，诗文也随之扩展新视野，歌咏新事物，产生新理念；三是改革与革命兴起，诗文成为改造中国、振奋人心的武器。
近代爱国爱民的新诗文萌生于鸦片战争时，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魏源的“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开其端。郑观应有《关心时局，因赋长歌》历述了中国的被侵略、被凌辱，“一自海禁开，外夷势跋扈，鸦片进中华，害人毒于蛊，铁舰置炸炮，坚利莫能拒，诸将多退怯，盈廷气消沮，割地更偿费，痛深而创巨，何以当轴者，束手无建树”。狄葆贤有《平等阁诗钞》，感叹“尘海微生感逝波，沉沉大陆竟如何，睡狮未醒千年梦，野马行看万丈过”(《秋感》)。
近代的许多诗人痛心对外战争的失败，歌颂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如贝青乔的《咄咄吟》，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黄遵宪的《人境庐诗钞》都充满激情，脍炙人口。张维屏的《三元里》写道：“三元里前声如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生民合力强敌摧”，热烈歌颂人民的抗英斗争。黄遵宪的《闻大东沟战事》颂赞邓世昌“致远鼓轮冲重围，万火丛中呼杀贼，勇者壮烈首捐躯，无悔同胞夸胆识”，还有胡延《蔺德堂诗钞》歌颂左宝贵“月晕重重闻楚歌，洞胸犹握鲁阳戈，仲由结缨那惜死，国势不张将奈何”(《左将军歌》)。丘逢甲痛心于台湾割给日本，写出“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经心泪欲潸，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的悲歌。这些诗慷慨磅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要求清廷进行改革维新的声音也同时在诗文中兴起，黄遵宪倡导诗界革命，他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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