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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何以流传?家族不乏英雄豪杰(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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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22 10:40:51 来源：黄河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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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看地形图，河津与韩城隔河相望，这段黄河，正是相传大禹治水凿开的禹门口黄河出口，它紧靠河津境内的龙门山，故名“龙门”。
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汉代孔安国的《尚书传》记载:“龙门山在河东之西界”。《元和郡县志》记载：龙门县,秦置为皮氏县,汉为河东郡。后魏太武帝改皮氏为龙门县,因龙门山为名。
那么，“河山之阳”又该怎样理解呢？
根据我国古代传统的阴阳学说，“山南、水北为阳”。河津居龙门山之南，符合“山南为阳”。
我国古籍文献凡单称“河”，就特指黄河，其支流称×水，现在也称×河如洛河、渭河、汾河等(长江支流则都称××江)。河津位于山西南境黄河南段以北，即“南河之北”。例如河津县的耿乡，曾是商朝祖乙的都城，北魏《水经注》就特别指出，“耿乡在黄河之北”，并没有因为它距离“南河”较远，距离“西河”更近而称“黄河之东”。因此，以水而论，河津自然是“水北为阳”。当然，河津西面也紧靠黄河的南北走向那一段，但“阴阳”主要是根据在水南或水北来划分，如一池湖水，春天水面的北面先行融化，南面后融化。东西两面就没有这种差别，可见古人划分阴阳是很有道理的。对不能以水的南北划分的，才以东西来区别。而阴阳的区别，又是以“东为阳，西为阴”，与帝王面南而坐的“左为阳，右为阴”，“男左女右”，都是一脉相承。著名的青铜文物“虢季子白盘”铭文中“薄伐猃狁，于洛之阳”，就是记载了一次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战争，地点在洛水南北向一段的东面，故称“于洛之阳”。可见，按照在河的东西方向来划分，也是东为阳，西为阴。因此，河津既是龙门山之阳，又是黄河之阳，并称“河山之阳”，这是司马迁对河津地理位置的精确概括。
司马迁是中国最著名的文化学者之一，他在《史记》中明确论述了六家学术流派，即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其中第一家就是阴阳家。因此，司马迁对我国传统的阴阳学说自然是融汇贯通，用“河山之阳”来描绘河津地理，是极为明确而简略的。
因此，司马迁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应该是确指河津，表述少年时代曾在河津从事耕作和放牧。但是，司马迁为什么会离开祖居之地，迁居到河津呢？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记载民俗称：“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当时这几个地区，比较靠近匈奴不断进犯的区域。至今紧靠陕西省韩城市南面的合阳县还有一个“防虏寨乡”，这个地名显然还遗留着把周边少数民族称作“胡虏”那个时代所建造军事营垒的历史信息。司马迁的少年时代，汉朝还没有进入对匈奴全面反击的时期，身居太史令的司马谈有可能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将家族迁于河津，虽一河之隔，却有了黄河天堑，足以有效地阻挡匈奴铁骑，家族更为安全。为司马迁取名“迁”，是否暗喻司马谈在司马迁出生前后家居迁徙之意呢？
陕西韩城春秋战国时期属晋国，三家分晋后属魏国，至今那一带还有许多魏长城遗迹。司马迁在《史记》中谈到“晋”时多称“我”，透露着对文化传统深厚的幼年成长所在之河东的深厚情感。
据《史记》记载，司马迁的远祖因避晋国内乱而到达少梁，少梁属于后来三家分晋其中的魏国，就是现在的韩城。
2006年2月24日，河津人大副主任任罗乐与张瑞珍赴河津固镇村邵家岭，在乡赵先生帮助下，于一座窑洞旁水龙头基座中，发掘出一通石碑，已断为两截，且有数行字迹损毁，但有关“司马迁”的文字仍然清晰可辨。经市博物馆马鹏亮、周德俊现场鉴别，确认元代石碑，运回市博物馆收藏。
该碑为固镇村古兴教寺遗碑，刻于元代至正十七年(1357)，碑文题为“创修上生院记”，由元朝从五品官员“奉训大夫陕西奉元路(西安)府判段循撰”文。碑文中“佛者……咸得皈依之河津，古龙门县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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