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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就成为世界工厂 曾现金融危机(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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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3-12 15:14:55 来源：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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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1830年至1850年，随着世界金融从银本位向金本位过度，国际市场银价一落千丈，大量劣质白银涌入中国，严重扰乱了中国经济秩序，也就是从那时起，中国走向了衰落。
晨报：货币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危害是什么？
韩毓海：为保证货币供应，我们不得不加大生产规模，这必然带来资源紧张的问题，为尽可能节约资源，我们只好走上了资源节约型的发展模式，而西方虽然也遇到了资源紧张的问题，但美洲的发现缓解了这一压力，此外西方用大量白银换取来自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源，这就转嫁了资源压力，最终西方走上了人力节约型的发展模式。而人力节约就要引入科学技术，事实证明，并不是蒸汽机的发明推动了社会发展，而是社会发展推动了蒸汽机的大规模应用。
很多士大夫以谈经济为耻
晨报：在明清两代，也有一些清醒的士大夫，为什么他们未能使中国避免危局呢？
韩毓海：因为国家整体行政能力不够，有些政策即使国家想推动，也很难实现。这与传统的体制有关，自隋唐开始，中国采取了科举任官制度，很多士大夫是靠背“科条”背出来的，他们不懂经济，甚至以谈经济为耻，这导致他们在“货币战争”面前茫然无知。相反，倡导面向海洋的，却是以郑和为代表的太监集团，这实在是令人深思。特别是，当后来太监集团希望重启郑和的大航海计划时，却找不到郑和带回的图纸、资料等，原来它们已被儒生刘大夏付之一炬。刘大夏认为自己是在恢复儒家道统，但他想不到的是，他所毁掉的，绝非几张图纸，而是中国后来五百年的国运。另外，古代国家管理形式相对简单，基层事务多为百姓自行管理，大家轮流负责，这就是所谓“虚吏”制度，但到宋代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虚吏”已经不可能实行，但国有选官之制却无选吏之制，于是吏治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通过科举选出来的官员，其中一些是不具有治理国家的能力的，在具体事务上只好依靠“吏”，这就造成了“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局面，官员是不断在换的，可吏总是那些人，甚至是世袭的，甚至官也要依靠他们，离开吏就办不了事。明清两代，地方豪强势力过大，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晨报：地方豪强势力过大，具体危害是什么？
韩毓海：具体危害就是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比如明清很多封疆大吏根本不到任，天天在京城混官场，找新的升迁机会，把地方行政完全交给吏和豪族去管。历史上，唐玄宗想把女儿嫁给贵族崔氏，崔氏居然不同意，拒绝了这门婚事。官治不了吏，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对地方的行政无法实现有效控制，最终只有坐视历史机遇的流失。
历史不能简单解读
晨报：《五百年来谁著史》给了人们一个全新的视角，您是如何发现“货币战争”这个问题的呢？
韩毓海：其实我讲的并不是什么新观点，我在北大上研究生时，先生就是这样讲给我们的，普通读者过去对此接触少一点，可能会觉得很新颖。
晨报：您的许多观点带有颠覆性，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过去对中国那段五百年的历史的解读存在错误？
韩毓海：也不能说那些是错误的，这些解读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历史不能简单解读，它包含着多方面因素，问题是很多人只了解了其中一点，就立刻得出结论，这就是不恰当的，往往将假问题当成真问题。总之，将中国的近代衰落简单、抽象地归之于“专制制度”，特别是所谓“国无宪法”、“民无权利”，这就成了空洞的教条，与历史和现实实践相距比较远，这是一种浅陋、机械的解读。
晨报：那么您认为的真问题是什么？
韩毓海：五百年来中国为什么逐步衰落？这里不仅仅是简单的因为生产不发展、市场不发达，更不是什么“体制干预”过多，而恰恰是由于体制的无为、体制的无力和低效率。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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