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明/绘

    许多著名学者都表达过类似的见解，中国的古书，在先秦之后基本就没有什么深入研读的价值了。因为，自春秋战国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结束之后，中国士人思维的走向就越来越形而下之、等而下之了，即便是最优秀的文人也不过是对往日的经典进行考据、索隐、注解或阐释而已。思想的火花，早就随着极权专制的政治环境熄灭了。

     1忠君思想的确立，士人精神彻底畸变

    极权专制的政治环境不仅禁锢了思想、窒息了文化，也扭曲了我们最基本的道德判断。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老百姓对一个人的道德评价还停留在“忠”与“奸”这个价值尺度上。十年文革的空前浩劫被习惯性地描述为奸臣当道，陷害忠良，而这个祸国殃民的奸臣集团就是万恶的“四人帮”。奸臣，一句模糊而随意的道德抹黑，遮掩、简化了对于是与非、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的根本性探寻。士人集团自愚愚人的臣民思维与道德教化不仅作茧自缚，更是遗害无穷。

    忠，被神化成不可侵犯的褒义词。好人都叫“忠良”，好的士人叫“忠臣”，好的武人叫“忠义”，他们死了之后，统统叫“忠魂”。普通的老百姓当然是没有资格生为“忠良”，死而“忠魂”的，但只要能够逆来顺受、老老实实地当牛做马、无怨无悔地任人宰割，以此保持社会稳定，也算是尽忠了，也值得大加鼓励，那就叫“忠厚”。

    忠于谁？当然是忠于皇帝，那个昏庸无能、野蛮残暴、视百姓如草芥的独裁者。

    忠君思想的确立，标志着士人精神发生了最彻底的畸变，他们开始同仇敌忾，一致对内了。在这样的背景下，独裁者永远是圣明的，值得崇拜的，而所有的问题都出在那些欺君的奸臣、小人身上。于是，他们纷纷以忠臣自居，又纷纷将对手指责成大逆不忠的奸臣、小人。这种以“忠奸之辨”为表现形式的文人内斗——或曰“朋党之争”在北宋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并且影响至今。“忠奸之辨”，把中国士人本来就不够崇高的思想维度降到了一个新的低点，在忠与奸的二元对立下，士人们展开了向独裁者表忠心、做忠臣的献媚竞争与竞技。

     2两文豪忠奸之辨，帝王淫威下士人内部纷争

    关于朋党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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