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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是大文化(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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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5-6 11:41:14 来源：南国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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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局修志的先河。其次是形成传统和规模。宋代郡县必修志，如果一个地方没有修志或编修不及时，地方主管就会被定为失职而罢官，所以“今僻陋小郡、偏远小邑，亦必有记焉”。第三数量多、卷帙繁，巨志名作迭出。《中国文化地理》一书统计，宋代方志800多种，大大超过前朝历代方志总和。其中太平兴国年间乐史引用大量图经编纂的《太平寰宇记》200卷，祥符年间李宗谔、王曾编纂的《祥符州县图经》达1566卷，府州县志方面，超过20卷的数不胜数。
元代方志虽无大的发展，却全面完成了从图经向方志的过渡，创修了全国性一统志——《大元大一统志》，也出了一批如《延祐四名志》、《至元嘉禾志》之类的名志。明清方志全面进入兴盛时期，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年颁布了《纂修志书凡例》16则，规定志书内容应包括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里至、山川、坊廓、乡镇、土产、贡赋、风俗、形势、户口、学校、军卫、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宦绩、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等24类，同时规定了各类目的编写原则，以便统一各州县志书的内容和体例。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由朝廷颁布的修志凡例，足见明王朝对方志的重视和普及的程度。万历年间的张邦政在《满城县志·序》中称：“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据统计，明代所修方志达到2892种，比宋代差不多增加3倍，今尚存992种。广西也于弘治、嘉靖、万历年间三修《广西通志》，并有《广西志略》、《广西附志》和《广西图经》各1种问世。
清代，方志编纂进入鼎盛时期，无论数量之巨、种类之多、体例之完备、内容之广泛，都是前所未有的。其显著特点，一是朝廷颁例诏修，皇帝亲审志书。康熙二十二年，礼部奉命檄催各省设局修志。雍正帝颁令各省、府、州、县志书每60年重修一次，要求根据志书的好坏给予必要的奖惩。乾隆帝最在意《一统志》的编纂，史臣进呈稿本，都亲自审阅，严加批改。二是大批学者参与修志，推动方志学的建立。仅江苏武进、阳湖两地，就有500多学者参加了全国各地的修志活动，形成了以乾嘉时期一流学者戴震、洪亮吉为代表的考据派，主张修志要厚古薄今，贵因而不贵创；以著名史学家章学诚为代表的历史派，与考据派针锋相对，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修志理论，涉及方志的性质、编纂范围、体例、章法和修志工作等方方面面，创立了方志学。三是方志编修空前普及。据记载，现有的清代方志5701种，约占现有全国方志总数8200余种的70%，全国除新疆等省份外，几乎所有县及以上行政单位都修了志书，部分省还修有乡镇志、卫生志、土司志、里志等。广西也大兴志事，省、府、州、厅、县、土州、土司志共202种，其中不少是多次续修或重修，如《广西通志》四修，《浔州府志》七修，《钦州志》、《宾州志》、《北流县志》均五修。谢启昆修、胡虔纂的《嘉庆广西通志》以新颖的体例和博洽的内容备受赞誉，梁启超称“其为省志楷模”。
即使在政局动荡、内忧外患的民国时期，方志编修仍未断续，而且在某些局部有创新发展。
新中国成立60年，方志工作很受重视。江泽民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地方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代的千秋大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除港、澳、台之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先后建立了三级修志机构，全国参与编纂的工作人员总数超过10万。至2004年正式出版的新方志仅省、市、县三级就达5000部以上，还有1.2万多部乡镇志、部门志、专业志、厂矿企业志、学校志以及相当数量的年鉴、地情书。在数量上远超历朝历代。2006年国务院颁发《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每20年左右修一轮方志，为修志开辟了法律通道，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方志源远流长，浩如烟海，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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