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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端午节(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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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6-19 11:01:42 来源：香港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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拗而强大，因孤独而伟岸，因怨诉而流芳，连他的叹息都散发异香。他集一切美丽、孤寂、钟爱、感伤之大成，他是超越、唯美、纯洁、刚烈的人格理想的先行者，是中国浪漫主义的真正源头，是后代仁人志士仰慕和学习的楷模。
司马迁是较早认知屈原精神的人。屈子投江一百多年后，司马迁来到汨罗凭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他叹惋写下屈原的传记，且受其感召，将《史记》着述完成。
屈原的思想和文体对后世影响极大。《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无论汉赋、唐诗，还是宋词、元曲，人们都可以从中读出《楚辞》的风骨和韵味。
在本文中，我更关注屈原的人格与精神对后代人的引领。两千多年来，屈原的气节和形象，化为伟大的丰碑，指导激励人们不畏艰险，奋争自强，成为支撑中华民族一支精神血脉的脊梁。从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柳宗元、苏轼、范仲淹、辛弃疾、文天祥，到黄宗羲、龚自珍、王国维、鲁迅、闻一多、傅雷，历代仁人志士无一不受到屈子的深刻影响。受文章篇幅所限，我只想谈及两人，一是柳宗元，二是龚自珍。
唐代诗人柳宗元，少有才名，早有大志。入朝为官后，积极参与政治革新。由于唐顺宗下台，改革失败，柳随即被贬，行未半路，又被加贬到永州。
永州地处今日湖南和广东交界，当时甚为荒僻，苦不堪言。即使如此，政敌仍不放过柳，造谣诽谤，人身攻击，污蔑他为“怪民”。残酷的政治迫害，并未动摇柳的志向。相反，与屈原类似的遭遇和忧患，使他更领会了楚骚精神。
柳宗元写下“九赋”“十骚”，表达了效仿古人坚持真理、舍生取义的气节，笔法直步骚体。他的《天对》，是对《天问》的续写。“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处于逆境中的柳宗元，傲然挺立，壮志不坠，发愤着述，成为屈原杰出的精神传人。宋代严羽说：“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
龚自珍，生于清乾隆57年(公元1792年)，科举仕途不顺。龚与柳宗元不同，他生活的时代，已是传统社会和文化风雨飘摇之际，英国的炮舰已经开到了中国沿海。但清朝统治者腐朽、愚昧，不谙世界大势，民间也麻木苟且。
文字狱的淫威，令读书人不敢谈论经世之学，只埋头古籍考据训诂，“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强烈要求改变这种现状，他大胆抨击弊政，提倡变革，被士大夫目为“言多奇僻”的“狂士”、“龚呆子”。
龚与屈原相似，在政治上极不得志。一样的满腹经纶，一样的才高八斗，一样的报国热情，一样的不遇不幸，一样的遭人嫉恨，一样的悲愤盈腔，一样的傲然耸立，一样的结局惨淡。所谓“庄骚两灵魂，盘踞肝肠深”，所谓“六艺但许庄骚灵，芳香恻徘怀义仁”，都说明屈原的精神和人格对他影响至大至切。
与屈原庶几类同，龚于世俗也难苟合，对社会和民间的腐败既怕又痛，他议论说：世有三等，谓“治世”、“乱世”、“衰世”，“衰世”从外表上看“类治世”，可实质上，是“左无才相，右无才吏；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他尖锐指出，即使有“才士与才民”，也将被那些不才之人“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这种杀戮，并非消灭肉体，而是“戮其心”，即“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一个这样的国家和民族，衰败和没落的命运无可避免。龚召唤古中国豪杰的重生，渴望民族神灵再现，他期盼一场“风雷”的爆发，扫荡这令人窒息的局面。
文章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2005年，韩国将端午节申报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消息传来，引起中国舆论大哗，许多人在网上发帖，痛斥韩国将我国宝窃为己有。当时，我就在想，一国之节，是别人能轻易偷走、抢走或剽窃去的吗？如果我华夏民族继承屈子精神，有很多人士学习屈原的人格和品行，光大其尊荣，何惧这个节日符号被别人抢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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