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这是历史投射于南昌的一道短促却幽长的光亮异彩，亦是南昌报以历史的一串惊喜！

    当利玛窦驱舟渡过鄱阳湖，沿长江抵达南京时，一身的仆仆风尘遭遇的却是这座“第二都城”的断然拒绝，连昔时的广东旧交、时任南京工部侍郎的徐大任也公开发出驱逐令。

    南都难留居，而况京都兮？1595年5月，利玛窦放弃赴京，而于6月28日返抵南昌，一住便是3年。

    已在广东建起据点的利玛窦，何以不回广东，反留居南昌？对此，后世学者分析出四大原因。其一，乃友人瞿太素、石星的推介。其二，南昌扼守中国南北地理之要冲，既便于北上京城，更易于南下广东。其三，南昌文士辈出，为全国一大文化中心，民风大开，正适于传播耶稣福音。其四，南昌城市经济较之广东，更为繁荣。是以，“以目前的光景而言，没有比这里更合适的了。”

    利玛窦的对比选择，反衬出晚明年代的南昌现实。

    唐、宋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及至元、明政治中心东移，更使南北交流成为举国大策。是时，由广东北上南京、北京，其主要捷径，便是越过梅岭，抵赣州，顺赣江而下，经吉安、樟树，借道南昌，渡鄱阳湖，入长江，西达武昌、东至南京，再转运河北上。而在这条贯通中国的大动脉中，南昌正居汇通南北之要冲。

    南方大开发、大繁荣的背景，加上汇通南北中国的区域优势，让南昌迸发出领袖全国的城市力量。

    其时，南昌以米市著称全国，与国内几乎所有省区均有固定的粮食供销关系。经南昌输入全国的江西粮米，几可左右时局。晚明吏部左侍郎顾起元在谈到南京米价时曾说：百余年来，南京的米价虽偶有微涨，但很快便会回落，然而倘若江西与湖广欠收的话，则米价会立即大幅上涨，全城将人心惶惶。而以南昌为活动中心的江西“江右商帮”，更是影响全国，与徽商、晋商并称“三大商帮”。明代著名文人张瀚有言道：“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江)(南)直次之，闽粤又次之。”是以，时谚有云：“无江西人不成市场。”

    利玛窦的一系列札记、书信，亦道出了晚明南昌城市的壮阔风貌。在给孟三德神父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南昌)较广州更漂亮、更高尚，……房舍美观，街道广宽又直。”又说：“(南昌)在人口与房屋方面数字也庞大，尤其文人、贵族与秀丽方面也首屈一指，这是我早向往参观的城市。”在给耶稣会总长阿桂委瓦的信中，他则盛赞：“它的面积以我的看法，较翡冷翠(即意大利佛罗伦萨)大两倍。”

    堪与影响全国的城市经济媲美的是，作为江西文化中心的南昌，同时亦是全国士人文化的中心与“异端思想”的孕育之地。

    据统计，有明一代，江西有“进士三千”，南昌独得694人，比广东全省之进士都要多。而作为有明以来，诞生了解缙、杨士奇、夏言、严嵩等内阁高层并孕育了汤显祖、宋应星等文化名人的江西的首府，南昌无疑堪称一时文化之中心。初始被视为“异端”的王阳明，也正是在南昌最终确立其心学思想，并形成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江右王门”。其时，南昌府治范围内的书院不下20所，文人士子们时有聚会、论辩，而每逢科考之日，更是蔚为壮观。在一封长信中，利玛窦这样叙述南昌：“人山人海，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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