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者：张国刚

    ■演讲话题：西方的中国观

    ■演讲地点：国家图书馆

    ■主办单位：中国社科院等

    ■演讲者小传

    张国刚，汉族，1956年生。1988年获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历史系主任、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张国刚教授曾在海外留学和执教多年。主攻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和西方汉学史。著有《唐代藩镇研究》、《唐代官制》、《德国的汉学研究》等多部著作。     

    通过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以及传教士来中国的著述、翻译的诸多文献，欧洲形成了一个“中国热”。有一幅油画，画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许多瓷器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西方如何认识中国？

    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有有关中国的记忆，比如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第四卷就有关于中国的一些揣测，还有“赛里斯”、“契丹”等等这些对中国的称呼。

    如果说16世纪是葡萄牙人的世纪，那么，17世纪就是荷兰人的世纪。荷兰人通过其独特的东印度公司贸易体系和无数快捷的帆船，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手中瓜分东方的海洋霸权。荷兰人之后就是英国人、法国人，此外，还有一些北欧的小国。他们到东方来，不是来旅游的，是来做生意的。在广州，珠江口的海关附近，就有他们的货栈。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被大量出口到西方，而世界各地的白银则源源输入中国，最后，英国人用罪恶的鸦片来换取中国的商品。中国的形象，最早就是通过这些柔软的丝绸、洁净的瓷器、精美的家具，这些可触摸、可感觉的物品，被传到西方。

    此外，还有官方使节。从16世纪初叶到18世纪末叶，西方派出了数十个代表团，试图与中国官府建立稳定的贸易关系，几乎都遭到拒绝。使团来华的见闻及其成书后传递到欧洲，都引起西方对于中国的关注。其中最有名的是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他们在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双方在觐见礼仪上的争执，凸显了中西文化上的差异以及权势上的较量。

    在中国文化向西方的传播中，天主教传教士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最早到东方主持中国教务的沙勿略，对中国的传教抱有非常大的信心，他认为跟印度人比，中国人要聪慧得多，跟日本人比，中国人要文明得多，所以他致力于把东方的传教放在中国。他的接班人是大名鼎鼎的利玛窦，其后不绝如缕。

    这样的传教士很多，大部分都是从里斯本上船，先到澳门，再到广州，然后从运河往北到北京。他们向欧洲介绍了很多中国的情况。最早的一本介绍中国的书是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年)，这本书现在有中文版。门多萨是西班牙传教士，奉教皇之命，把当时在欧洲所能收集到的关于中国的情况写成了一本二三十万字的书，流传非常广。还有稍晚一点的曾德昭的《大中国志》(1642)，他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所写多为作者亲眼所见，而且对中国赞赏有加。

    基旭尔是在罗马的一个德国神父，他最有名的一本书是1670年出版的《中国图志》。他把1625年在西安发现的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全文刊登在书里。成为西方人了解、学习中文非常重要的一个文本。

    可以说，通过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以及传教士来中国的著述、翻译的诸多文献，欧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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