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国观演变带来的思考

    追溯一下欧洲认识中国的起点和特点，分析这些特点对后来的影响，我们发现：一方面欧洲关于中国的基本知识长期停留在启蒙时代的水平而少有变化；另一方面欧洲对中国的评价又随着欧洲社会的动荡起伏而变动不居，中国在欧洲人眼里的形象是一只“变色龙”。所以，我们对西方人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评价，不要用好和坏、美和丑、赞扬和批评的对立概念表达，不要说西方人评价中国好，评价中国不好，赞扬中国或者批评中国。实际上不论哪个时期，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都取决于自己对这种异质文化有什么需求。

    所以，我们讲启蒙时代是近代以来西方人认识中国的起点，也是定调的时代，不仅有关中国的基本知识从那时获得并巩固，而且从那时起中国就被欧洲塑造成一个有助于加强欧洲人自我意识的对立文化实体，是最不一样的一个文明，是最异类的文明。随着欧洲人自我评价的变化，这个对立文化的价值实际也在摇摆。直到今天，欧洲许多关于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中西初识的时期，欧洲人仍相当顽固地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理解中国。

    到底应该怎样看待不同文明之间的观点呢？哈贝马斯的观点值得我们深思：“普遍主义，意味着对陌生者及其他所有人的容让，包括他们的脾性和无法理解的行动，并将此视作与自己相同的权利；意味着并不简单地将异己者排斥在外；意味着包容的范围必然比今天更为广泛。道德普遍主义意味着这一切。”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西方的中国观赞美中国而沾沾自喜，也不要因为批评而感到沮丧。因为西方都是站在自己立场上为自己的需要来做判断。我们应该真正站在一个普遍主义立场上看待不同的文明。

    西方认为，从文化传统来说，中国是一个“静”的民族，讲和平的民族，是和平主义发展的民族，这一观点一直被公认。但是对这种和平主义有两种看法：一方面认为这种和平导致中国的懦弱不振不发展；另一方面认为这种和平值得借鉴，以救助欧洲的过分强势发展。我想将来如果中国以和为贵，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真正能够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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