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公认的世界第一所大学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a Deglistudi Di Bologna)，创办于1088年。但不招生，仅聚集一些著名的语法学、逻辑学、修辞学等方面的学者，排除任何权力干扰，自由公正地研讨古老的罗马法典。14世纪才开始招收少数学生，研究和学习的科目也增加了天文、医学、算术等。英、法等国后来建立的大学，基本沿袭博洛尼亚大学的模式，规模小，系科窄，影响力有限。直至17世纪前后，随着英国工业革命，欧美的大学才发展为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完整意义的大学，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由此可知，大学是现代化的产物，又促进了现代文明的发展。中国和欧美不同，现代化不是内生的、原发性的，而是移植的、后发性的。所以迟至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中国的现代化才冲破重重阻力，在向西方学习的推进下艰难而缓慢地起步，伴之而催生的大学也就晚至1895年，奇迹般地崛起于渤海之滨的天津。这是天时、地利、人为交相运作的结果。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切实感到要继续维护统治，必须效仿欧美创建新式的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和与之关联的商业、服务业等，如此破天荒的国策，使在镇压太平天国中突起的洋务派官僚极度兴奋。借助难得的“天时”，洋务派积极筹划洋务事业。李鸿章作为他们的领袖，坐镇津沽，不仅亲自操办海河两岸的洋务企业，而且策划和指挥上海、南京、武汉、福州等全国各地的军工、机械、纺织、矿业、铁路、航运、通讯，乃至海陆军建设和外交等，天津自然就成了洋务运动的中心和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如此得天独厚的地利，决定了清廷和李鸿章不办大学则已，如果要办，非天津莫属。而且，在19世纪90年代，天津的新式教育方兴未艾，武备学堂、电报学堂、陆军医学堂、北洋水师学堂以及各种科技学堂、教会学校等纷纷建立，生机盎然。归国留美幼童和留欧青年才俊也踊跃集聚津门，为洋务事业贡献聪明才智。美国教育家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也在这时来到天津，一方面充任美国驻津领事馆的副领事，一方面办了一所天津中西学堂，并自任校长，招收了10多名学生，讲授西学，为人瞩目。一时间，津门官宦、富商大贾的子弟争入此校，甚至包括李鸿章的后代。由此，丁家立也和李鸿章、盛宣怀这些洋务大员及津门富豪、名流往来密切，引为好友。有了这位西方教育家，再有与封建的旧教育完全不同的现代意义的新式学堂做基础，只要关键人物稍加努力，现代大学的在津破土，易如反掌。

    其实，在兴办洋务事业的过程中，李鸿章等洋务官员最头疼的是缺乏懂西学、有才干的新式人才，这比资金、技术、市场和劳动力更难。因为，人才的获得非一日之功，是长期累积的结果，何况封建的科举制根本不可能培养出现代化的有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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