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首先要纠正一种误解，即将文学自主性与公共性对立起来的认识。根据哈贝马斯的认识，公共领域是自主自律的个体通过主体间的理性、平等、公开的交往形成公共意见的领域。公共意见不仅不是国家权力的传声筒，相反，它把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作为自己的监督对象。所以说，文学自主性是文学公共性得以存在的前提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文学领域专业化、学科化的畸形发展趋势，降低了公共权力行使监督的可能性。

　　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文学性强的作品公共性弱，公共性强的作品文学性弱。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公共性淡化与消失，文学性得到加强，但是商业性介入，对文学性造成破坏。如何驱除商业性，不损坏文学性又能建立公共性，使二者之间形成一种张力，保持一种平衡，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

　　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十个潮流：一、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再版;二、列宁研究再度复兴;三、当下性、实效性;四、“批判理论”的新发展;五、文化研究;六、多学科研究;七、乌托邦主义的再度复兴;八、新马克思主义;九、中国模式研究;十、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评价现代文学，我们取的是其高端成就，而评价当代文学，取的是低端成就，因此导致了这一认识结论。若取高端，当代六十年的文学已经远远超过了现代三十年的文学。人们对这个问题是有疑虑，但这不是文学的问题，而是语境的问题。白话文学已经发展了一百年，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发展到最成熟时，就会走向下坡。实际上，当代文学的创作起点很高，但是，这个时代却已经发展到影像和读图的时代。当代文学没有经典，是因为没有经过历史化和经典化的建构，现代文学的“鲁郭茅巴老曹”，不也是经过反复的经典化才确立起来的吗?

　　高小康(中山大学教授)：当前的文艺理论生态环境令人深感忧虑。文艺理论缺乏对话的边界，变成自言自语，不可证明。

　　曹卫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理论研究的反思，首要的就是方法问题。我们的理论研究，当下的问题在于，一些学者似乎从来不需要论证大前提，也不需要小前提，抛出的全是结论，这与国外的研究很不同。国外学术研究通常要讲明理论起点在哪里，运用了哪些理论资源，来自何处，目标预设是什么。最好是多一些实证，少一些抽象，至少要把理论的脉络通过实证的功夫清理一下。

　　高楠(辽宁大学教授)：当前研究生博士生的古代文论的文本存在一种泥古倾向，把古代的文论研究与今天的思想画地为牢，成为封闭的研究。有些研究即使采用了新的理论，也只是用别人的话进行阐释，缺乏一种历史感，既割断过去的历史也见不到今天的言说背景，这样的研究对当下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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