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技术而不是暴力实现社会全面控制的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理论和“技术官僚体制”理论，认为中华帝国通过实施大型工程将全体臣民的生活置于国家严密控制之下，“这样的工程时刻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这样的协作反过来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他还谈到帝国“四通八达”的驰道和驿道、“庞大而有效”的邮政系统等，并特别指出这架庞大的国家机器如何高速有效地运转，如“帝国邮政将有关全国各地的情报迅速而秘密地供给政府”，众多驿差使帝国政府“一昼夜中可以收到需要10天路程的地方来的消息”。如此，他就把辽阔的中华帝国盆景化了。其实，作为一个松散的想象共同体的中国是在学习西方现代国家的“工具理性”的国家管理技术后，才开始变成一个全面控制的政治共同体。
魏特夫大大夸张了中华帝国政府对其辽阔国土的每平方厘米及每个臣民进行“全面控制”的技术可能性。韦伯早在1916年就说过，与中华帝国辽阔的疆域和庞大的人口相比，其官僚体制显得太小，“几个官员就几乎管理着一个面积几乎和普鲁士一个邦那么大的县”，而“政府居然认为靠这么点点专职官员就能维持下去，这实在令人吃惊”。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个“专制帝国”的各地处于相对自治状态，却并未导致帝国解体。这种现象，促使他对中华帝国的研究从官僚制度转向一种无形的制度（礼教），并把“文学之士”置于其核心，“几乎近于古埃及的文书和祭司合起来的影响”，他们使“儒学教育本身的威信，在被近代受到西方教育的本阶层的成员破坏之前，在民众中一直坚如磐石”。
离心力
这个庞大的想象共同体在清末民初遭遇了严重的解体危机：外有列强环伺蚕食，内有“割据诸侯”占地为王，而汹涌而来的西潮对一直维系着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完整的儒教“名分大义”形成巨大冲击。1922年，政治自由主义者胡适与一班政论家起劲鼓动美国式的“联省自治”。他一面说中央政府已衰弱到“令不出都”的地步，“今日中国已无政府”可言，一面又认为“中央与各省分权”（此时，在他那里，“无政府”又成了一个大权独揽的集权政府，以致有必要和地方分权，而实际上，当时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地方势力太大，足以左右中央或者独立，林纾1919年忧心如焚地写道：“天下溺矣，藩镇之祸，迩在眉睫，而又成为南北美之争。”）是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纠纷的唯一办法，说“这两千年历史的教训是：中国太大了，不适于单一制的政治组织”，若各省自治，各订宪法，则“地方的权限加多，中央的掣肘全去”。当黎元洪以“地方自治”作为妥协方案时，胡适依然不满：“这道命令自然是应付那‘联省自治’的要求的。政府有意要避免‘联省自治’的名目，故只说‘地方自治’。这个理由，也不难猜测。‘地方自治’是对‘中央集权’而言，究竟还含有一个‘中央政府’的观念。‘联省自治’是以各自治区域为单位的，不必一定承认一个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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