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时间换算成空间，则张一麐从上海到成都等于绕地球一圈。交通落后成倍放大了国土的距离。当时中国国土面积比整个欧洲还大，路上走一年半载，未必能从京城到达最偏远的边疆，更别说全国的有效管理了。

　　“现代人恐怕很难理解曾经有这样一个世界，”谈到诸如中华帝国这种地域辽阔的前现代国家，安德森说，“在现代概念中，国家主权在一个法定疆域内的每平方厘米的土地上所发生的效力，是完全、平整而且均匀的。但是在比较古老的想象里面，由于国家是以中心来界定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是交错模糊的，而且主权也颇有相互渗透重叠之处。因而，很吊诡的是，前现代的帝国与王国竟能够轻易地维系他们对极度多样而异质并且经常是居住在不相连的领土上的臣民的长期统治。”

　　由于低效的农业经济无力供养一个从中央一直延伸到每平方厘米的国土和每个臣民的生活的庞大官僚体系，这种前现代帝国对其辽阔的国土和分散的人民主要采取一种象征统治。各地人民效忠的通常不是一个现实国家，而是经由文字和经典从古代继承下来且已沉淀为集体无意识的伦常制度，它维系着一个抽象的国家观点。按安德森的标准，中国只是一个由众多各自为政的地方共同体组成的松散的“想象的共同体”，而非一个被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及国家管理技术高度整合起来的现实的政治共同体。

　　空间距离造成各地时间的脱节（本雅明所说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不相连”的各地方共同体只是处在日历上而非一体化意义上的“同时”。帝国呈现出一种时空断层结构，不成其为一个现代国家。

　　现代国家不仅意味着主权在其领土的每平方厘米是“完全、平整而且均匀的”，还意味着国家对其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控制。霍布斯鲍姆谈到欧洲现代国家时说：“国家亟需设计一套新的政府形式，以便克服技术困难，有效地管理国民，使每一个成年公民（意指男性），其实应该是所有国民，无分性别与年龄，都能直接受到政府的管辖与监督。”诸如国土测量、地图绘制、语言统一与标准化、邮政编码、住房编号、注册制度、身份制度、义务兵制度、强迫教育、户口普查、公共场所各种登记制度以及签证制度等，将每个国民的生活纳入国家的控制，“到19世纪，国家对人民的干涉已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也变得愈来愈制度化”，“每一个国民都直接受到国家对个人行动的管理与牵制”。

　　与霍布斯鲍姆不同，冷战时代的汉学家魏特夫为论证现代专制的“东方根源”，征用法兰克福学派和韦伯分别用来分析“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