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像孙中山一样羡慕美国纵横交错的铁路系统，并从中看出其对国家统一的巨大功用。但他们是狂想家，不考虑国家财政无力“赶成”一副完整的现代交通体系，而从列强借债，势必产生路权和主权问题，这又被他们当做政府“卖国”的证据。他们忽视了另一种更现代的通讯技术——电报，其重要性在于，在交通系统远不足以把全国连为一体时，投资少（不用举外债，主权在我）且建成快的电报系统至少可把全国连为一个时间共同体，这是后来全国同步的社会和思想运动的技术基础，而这样的全国运动训练了国民的现代国家共同体意识。

　　电报在中国最早见于上海租界，戊戌之后，内地少数大中城市已陆续设置电报局。在广设电报上起了重要作用的是李鸿章，而且，他对电报有一种战略性的理解。就在张一麐沿水路向成都艰难跋涉的1900年，李鸿章奏请慈禧太后批准设立南北洋电报：“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踪，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以玉帛相亲，战则以兵戎相见，海国如户庭焉。近来俄罗斯日本国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曰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其消息灵捷极矣。即如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现系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等项兵船在海洋日行千余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同治十三年，日本窥犯台湾，沈葆桢等屡言其利，奉旨饬办而因偱，迄无成就。臣上年曾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报，以达天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从前传递电信，犹用洋字，必待翻译而知，今已改用华文，较前更便，如传秘密要事，另立暗号，即经理电报者亦不能知断，无漏泄之虞。现自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如安置海线，经费过多，且易腐坏。如由天津陆路偱运河以至江北，越长江由镇江达上海，安置旱线，即与外国通中国之电线相接，需费不过十数万两，一年半可以告成，约计正线支线横互须有三千余里，沿路分设局机，常用用费颇繁。拟由臣先于军饷内酌筹垫办，俟办成后，仿照轮船招商章程择公正商董招股集赀，俾令分年缴还本银，嗣后即由官督商办，听其自取信赀以充经费，并由臣设立电报学堂，雇用洋人教习中国学生，自行经理，庶几权自我操，持久不敝。如蒙俞允应请饬下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山东巡抚、漕河总督转行径过地方官一体照料保护，勿使损坏，臣为防务紧要，反复筹思，所请南北洋设立电报，实属有利无弊。”

　　南北洋电报于次年建成。不久，电报网就遍及全国。川流不息的电波将中国各地及中国与世界紧密连在一起。李鸿章这份奏片所体现的战略眼光和现代商业管理理念，远高于狂想“十万里铁路”的胡适。电报在全国动员以及“同步行动”方面具有的政治潜力，超出了李鸿章的预想，并实际促成清廷的快速倒台。在电报遍设于中国后，即便从甘肃到北京须一百多天，从上海到成都须两个月，但甘肃、上海、成都和北京可在同一时刻互通音讯。不徒如此，万里之遥发生的事，当日或次日便可为中国各地报馆所知，并立即载于报刊。

　　电报大大促进了各地方共同体对“同一个国家”的认同。它是时间和意识的加速器。假若说李鸿章引进电报反加速了清朝的终结，那么，西方发明的这种技术也成了列强瓜分和侵略中国的一个障碍——它们发现这个向来缺乏组织的国家已迅速动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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