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与古籍共过患难的，所以古籍早已是生活中有切肤之感的一部分。”李致忠回忆说，自己从196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部，几乎在古书堆中待了一辈子。无论窗外如何锣鼓喧天，古籍部里总是岁月幽长。“文革”中，有人来找麻烦，时为古籍部主任的李致忠当时想了种种办法对付，目的只有一个：保护古籍不受损失。他说：“我这些古籍版本的知识得来不容易，所以更指望能传下去。”

　　1982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沈乃文是“77级”高考生，被认为是新中国古籍版本“承前启后”的一代。沈乃文说，他亲历了拥150万册古籍之富的北大图书馆古籍部从边缘到“咸鱼翻身”的30年，但对未来并不乐观。

　　他告诉记者，近年来，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古籍版本的修复与保护并没有与科技水平的增长成正比，反而有一些绝活失传了，令人感觉太可惜。“古人补过的书，放在眼前你也看不出；敦煌的卷册上的字，就算扔到水里也不会有墨迹洇开；当时人们的全部智慧和才能都用在这上面。而对于现在许多做古籍研究的年轻人来说，古籍其实不在他们的生活之中，虽然做着这份职业，可在上班的8小时之外就和古人没关系了。”

　　“现在的时代以西方文化为主体，传统文化的土壤不在了……将来对这些古籍的研究，肯定是极少数人的事情，有些书的命运，可能就是逐渐失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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