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能否从具体的课程谈谈这百年来中文系的变化？

　　陈平原：要谈百年中文系课程的变迁，可以用“现当代文学”作为例子。1929年，朱自清在系主任杨振声的支持下，率先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此后，有不少大学跟进；但很长时间里，“新文学”的教学始终不占主流。那时的中文系，许（慎）、郑（玄）之学才是真本事，文学批评不受重视，更不要说“人人都能读懂”的新文学了。即便讲授古典文学，也是以考证为主。不过，随着新文学力量的不断成长，这一局面有所改变。真正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还是新中国建立后，执政党对这一课程的高度重视。要说改造旧大学，重建意识形态，在中文系所有课程里，没有比“现代文学”更好用力的了。

　　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指导，“五四”以后新文学的发展，被纳入革命史的叙述框架。政府的强烈关注，导致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迅猛发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教现代文学的，要求政治上可靠，最好是共产党员。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学科又突然间“崩盘”。为什么？绝大部分作家都被打倒，只剩下“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除了鲁迅，就是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这一荒诞局面，随着“文革”的结束，很快成为路人皆知的“笑谈”。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相呼应，学术上便是“现代文学”学科的重新崛起。大批作家平反昭雪，大量作品重见光明，阐述“五四”新文化，于是成了对于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直接呼应。1979年的“思想解放”，似乎直接连上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正因此，“现代文学”这门课，既是文学教育，同时也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那时候，愿意研习中国现代文学的师生，大都有政治激情。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代人，是踏着“五四”的节拍走上历史舞台的。这一学科与现实政治的高度合拍，促使其一时间成为“显学”。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又有商品经济大潮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视野及功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仍然是沟通校园内外思想文化的重要学科，但已经不再是“显学”了。外在环境，整个人文学科日渐边缘化，不再是万众瞩目的中心；内部结构，历史悠久且精品无数的古典文学重获自信，有很好的表演空间。要说知识积累及学术训练，古典文学比现当代文学更有优势，也更能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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